利维斯的回应
斯诺在他的里德演讲中，称自己白天是一位科学家，而晚上是一位小说家——“通过训练，我成为科学家；而我的职业却是一名作家。”[69]多年来，他与两种文化的接触使他意识到在演讲中谈到的问题：两种文化。
不过，他的个人经历并非关键所在，“这只是一种运气，一个贫穷家庭的运气”[70]。斯诺所言是基于自身的背景；然而，利维斯的评论则暗示，斯诺认为自己是谈论这两种文化的理想人选：
斯诺的立场和他自认为权威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有两种互不沟通和相互漠视的文化，有必要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斯诺同时拥有这两种文化，因此我们在他身上有了理想的和必要的结合的范例。[71]
利维斯的学生和同事们都知道利维斯是一位冷酷无情的批评家。然而在他的里士满演讲中，他超越了自己。由于要在年底退休，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评估斯诺的演讲[72]。很明显，当时他认为他的同事斯诺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失败。
毫无疑问，利维斯的里士满演讲经常被视为是对斯诺的愤怒攻击。一位学者如此彻底地抨击另一位学者无疑是令人尴尬的——这绝对不是知识分子应该进行论证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耻辱。利维斯的愤怒语调倾向于掩盖一些真实和重要的问题。但他确实对以下假想表示关注：一种推动物质／大众文化的文明；一种技术官僚的乐观主义；一种以牺牲伟大的艺术、知识内容和深度为代价的、肤浅的写作方式——这点在今天仍然是相关的——在讨论数字人文中是否存在太多的“数字”和太少的“人文”问题时，也提出了这种假想。
如利维斯所见，斯诺不仅通过“滥用”他的个人经历以使自己在两种文化上具有权威性，而且他还假装自己是任何事情上的权威。斯诺的表演是一场“自信的表演”，这让利维斯非常愤怒，因为“斯诺事实上是无知的”，不仅对历史无知，而且对文明的本质、文学的本质以及他所宣称的其他一切都是如此。利维斯说：“我的判断是，他不仅不是一位天才，而且他的智力水准也并不出众。”至于他著名小说家的声誉，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利维斯甚至认为他根本不是个小说家，“斯诺认为自己是小说家……但我认为，这根本不存在；他根本不知道小说是什么”[73]。斯诺的小说毫无生气，他的对话陷入僵局，他讲述而并非描写他的角色坠入爱河，他塑造的角色平庸无奇，简而言之，“他完全没有创造性文学的一丝光彩。”利维斯写道。此外，作为评论家，斯诺的表达也是陈词滥调。他要表达些什么，例如，当他说“未来在于科学家”或者“作家和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勒德派”的时候？为什么斯诺在“文学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来回切换，却不告诉我们它们是否是同义词，更不用说定义它们的内涵？这是“《新政治家》、《卫报》和星期日报纸”的风格，而并非严谨复杂的学术风格[74]。
那么为什么要费力与斯诺争论？利维斯解释说，这是“我们文明的先兆”，“斯诺所代表的现象”[75]令人恐惧。这里反映出斯诺的重要性——他享有著名作家和杰出知识分子的身份，对他的里德讲座以六种形式进行研究，并在英国以外的国家被广泛提及。斯诺本人对利维斯并不重要，而斯诺所代表的却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尽管斯诺讲的是些陈词滥调，充满重复，“他没有提出任何疑问，没有进一步探讨，只是将其看作一个不言而喻、简单清晰的事实——他提出的文明极其混乱，令人困惑不解”[76]。
斯诺所缺乏的是深度，即质疑时代精神、物质层面，特别是精神层面接受真理的深度。
但是，在文明时代，这种创造性的质疑前所未有，它往往缺乏维度，缺乏深度，不会通过无意识的习惯来保护自己（因此斯诺要求我们生活在“社会的希望”维度中）。[77]
在谈论“社会希望”并宣扬一种物质生活标准，技术优势和科学卫生方面为所有人带来“福利”的救赎方式时，斯诺展示了一种“粗鲁的威尔斯主义”[78]或“技术-功利主义者”观点[79]，斯诺的世界就是如此，正如利维斯所言。
其中，即使在知识层面，“生活水平”也成为终极标准。它提出了一个终极目标，即工资问题，以及你可以用它购买什么。减少工作时长，技术让你的休闲时间不断增长，所以生产力至关重要，必须保持不断增长，不惜一切代价来抗议保守的习惯。[80]
最重要的是，斯诺的“社会希望”的全部视野，“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无毒的”，是“我们今天美国即将来临的愿景：能源、技术的胜利、生产力、高标准生活和生活贫困——人类的空虚；空虚和无聊渴望酒精——一种又一种”[81]。在这里，利维斯加入了欧洲知识分子的行列，他们一直以极大的蔑视和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的大众文化。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美国的批评往往集中在美国（流行）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或低俗文化，这种文化的流行将导致欧洲高雅文化的格调下降。
在斯诺和利维斯那个时代以及今天，欧洲出现了许多文化的辩论，这里并不想涉及跨大西洋的紧张局势。然而，这些紧张的现象有时也会出现在目前关于数字人文的辩论中。“互联网”，约翰·诺顿（John Naughton）在2000年提醒我们，
就像苹果派一样是美国式的——每个人都知道，技术恐惧症者鄙视人们“上网冲浪”。尽管网络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主导它的价值观仍然是美国式的。[82]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很多关于互联网对人们的影响的批评声中，我们听到的正是这种低劣的、浅薄的批评。
利维斯发现，斯诺最为缺乏的维度是人类的个性。虽然所有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饥饿和口渴，以及我们都有眼睛、鼻子、腿和手臂的事实。“个人生命不能被聚合、等同或以任何方式定量处理。”[83]但是精神上，我们都是不同的，这很重要——每个人如何思考和感受。斯诺提出的“社会希望”没有抓住个人生活的内在品质，那种存在的思想和经验，最终会导致一些过时的智慧。某种层面上，如同德国人称之为悲观——这是对生命和死亡的问题的悲剧性感受和创造性探索，而这可能产生最伟大的艺术和文学：
在谈到伟大的文学作品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为了什么——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人们究竟为什么而生活？——这些问题只能在我称之为“宗教深度的思想和感受”上得到答案并发挥作用。[84]
在另一个层面，正如利维斯所关注的，这个问题是现代科学技术导致的生活节奏。斯诺在他的里德讲座中强调他所关注问题的紧迫性：“我们的时间很少。如此之少以至于我不敢去估算。”[85]但他并没有真正停下来考虑此问题的深层含义。利维斯认为，有时必须停下来。并不是斯诺在倡导改善科学教育和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方面都是错误的，问题在于“仅有这种担忧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事情发生了如此迅速的变化，迫切需要批判性反思来帮助理解这一切，并防止最严重的科学错误，在原子时代，可能会有致命的结果。此外，重要的伦理问题可能会受到威胁。也许连科学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人类未来的变革如此迅速，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挑战前所未有，决策和可能的非决策后果如此重要和难以预测，人类将利用其拥有的全部智慧与人性（这里的“拥有”不是指对财产的所有权，而是对未知和无法衡量未来的基本尊重）。这里，我没有选择“人类需要所有的传统智慧”来进行表述。这可能暗示了一种保守主义。我们需要最深刻强大的生命本能，作为智慧，作为力量，根深蒂固，经验丰富，人性至上。这是对未来挑战的创造性回应，与斯诺提出的文化并不相同。[86]
知识的深度和复杂性，以及对变化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回应——或者说生活——对利维斯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因为它是作为人类的核心，而这就是如利维斯这样的人文学者所能帮助保存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如果没有人类世界的发明（包括语言），成功地建造这座科学大厦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里，“语言”这个词是至关重要的。对利维斯来说，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手段，而且是通过语言创造了意义——意义是通过文学作为“文化共同体或意识”传递的。这种文化意识得以维持的地方是大学，因为语言是思想的中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思想将通过文学传播，所以大学的中心应该是“一所生机勃勃的英语学校”。利维斯认为：
像斯诺一样，我期待着大学。与他不同的是，我关心的是让它真正成为一所大学，而不仅仅是专业人士专业部门的集合。让它成为人类意识的中心：感知、知识、判断和责任。也许我已经充分说明了我在哪几个维度看到一所“生机勃勃的英语学校”的理由。[87]
在这所大学里，利维斯结束了1962年的里士满演讲，“我没有必要再关注斯诺了”。一个“斯诺／利维斯”争论在他开始的时候就结束，斯诺被他贬低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沿着这种方式，他焦虑地宣称自己不是勒德分子，但当他指出当前技术和智力发展的复杂性时，他仍会被斯诺和他的团队所排斥。任何批评都将不可避免地被视为“高雅”——这是一个针对任何试图维护标准的人的负面术语：
其结果是，如果你坚持关注其他方面，有着其他方面的忧虑，而不只是谈论生产力、物质生活水平、卫生和技术进步等，那么你就是勒德分子。[88]
正如斯诺对利维斯来说是目前一切错误的化身一样，利维斯最终对斯诺而言是另一个勒德分子。今天，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与他们是主角的两种文化的辩论密切相关。当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另一场技术革命——这次是一场数字革命——之中时，我们再次非常担心这对我们的研究以及我们的思维和写作方式会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文学者想知道数字人文（在这个学科中，技术与人文学科完全重叠）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像斯诺对科学革命一样完全转向数字事业的技术爱好者将在多大程度上赢得胜利——以什么样的条件？要怎么样，我们这些关心人文学科的人才可以为我们学科的现状和未来而烦恼？就像利维斯想知道什么可以做和什么应该做，而且不会被认为是“高雅”的精英势利者。
无论人文学者站在哪一边，我只是希望我们都记得要认真对待、彼此倾听，不要嘲笑和诋毁——至少，我们应该可以从“斯诺／利维斯争论”中获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