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的论战,或“利维斯/斯诺争论”

二、“两种文化”的论战,或“利维斯/斯诺争论”

“高品位、活泼的年轻的人士肯定会说,如果有两个男人致力于英格兰家庭和责任,他们就是利维斯和斯诺。”当时美国领先的文学和文化评论家之一莱昂内尔·斯瑞宁在评论利维斯/斯诺争论中写道[42]。利维斯和斯诺确实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的社会背景相似。他们不属于传统的社会精英,但都强烈支持有功绩的人加入教育体系。然而,当谈到在这个教育体系中英国年轻人应学习的内容,他们之间产生了根本的冲突。

斯诺的演讲迅速得到了回应,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后来,斯诺认为这一定是因为他触及某些已经“流行开来”的理念:

很明显很多人一直在考虑这一系列话题。这些理念已流行开来……1956年和1957年,我自己写了两篇文章,虽然比里德讲座更短,却包含了许多实质内容。然而,当时我们两人都未得到高度关注。但两年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引起一阵喧哗和骚动。它使人们想起了在19世纪被虔诚地称为“时代精神”的神秘运作。[43]

斯诺认为,除了“这些想法并非完全原创”这一事实之外,还可以推断出“其中的另外一些事物”[44]。此后有很多关于斯诺的说法和文章,后来利维斯做了一次演讲,作为对斯诺的直接回应。为了纪念斯诺演讲50周年,奥塔拉诺(Guy Ortalano)在《两种文化:战后英国的科学、文学和文化政治》(2009)中提出“是两种文化的争论,而不是两种文化”成为研究的对象,以便理解其意义和重要性[45]。奥塔拉诺在内容精彩丰富的书中谈到了这场争议的文化史。通过考查其起源、内容和背景,他认为这一争议与其说是一场关于艺术和科学的学科争议,倒不如说是与战后英国历史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相关的意识形态的争议:大学的扩张、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国家衰落的焦虑、对前帝国的争论,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意义[46]

在下文中,我无法涵盖两个讲座中的所有方面及其回应。作为一名文化历史学家,我确实意识到历史背景的重要性——将一个特定的事件置于相关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中的重要性。显然,斯诺和利维斯对他们认为紧迫重要的当代问题做出了反应——并且作为剑桥大学的同事和同龄人彼此互相回应。然而,由于目前数字人文背景下对两种文化争论的参考文献往往与最初利维斯/斯诺争议发生的历史背景无关,而是关注学科争辩——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我重点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