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学科方法论的内涵与前景
“学科”概念可以在两个意义上来理解,首先它是对知识的分类,其次它是对学术组织的划分[27]。由于人类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总量不断增加,依照不同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知识被逐渐区分为不同的类别,这一区分的最终成果就是不同的学科。正如前文所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体系是伴随着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建立的,它的建立几乎同时伴随着专门化的、以高深知识的探究和传授为主旨的学术组织的建立,这个学术组织就是大学。任何一个研究者都需要在学科体系中定位自己的研究方向以便其他学者能够识别,学术共同体由此建立。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加入了大学体制内的某一个学术组织(学院、研究所、系、教研室等),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受到学术组织的规训,在个人生存、生活的现实问题上也依赖学术组织所提供的物质和资金保障。
有学者认为,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从单学科(unidisciplinary)到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到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发展序列[28]。1945年前后,单学科研究的形态已经进入成熟期,学者们在各自独立的学术组织框架内展开研究,通常不会涉及其他学科。学者们在学科框架下接受的教育也使得他们很难或不愿意采纳其他学科,尤其是远缘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是,过度细分的专业领域使得学者不得不向学科领域之外寻求机会,突破现有学科边界的尝试日渐活跃。自然科学领域的“大科学”(big science)项目,社会科学领域的地区研究(东亚研究、美国研究等)等纷纷出现。多学科研究通常根据研究问题,由组织者将相近学科的研究人员集中起来,将问题分解,由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分头研究,最后将成果加以汇集并提出解决方案。跨学科研究相比多学科研究有所发展,它需要进一步打破学科边界。研究者需要综合采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以面对更为复杂的问题。
根据现有资料,超学科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扬奇(Jantsch)提出。他认为,政府、业界、大学三方要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进行创新,同时改革高等教育使之适应知识创新的需要。他建议用系统论来开展研究组织工作。系统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包括目的层次、规范层次、实用层次和经验层次[29]。超学科概念最初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较为广泛的研究和应用,它的出现和知识生产的“模式2”[30]有紧密关联。“模式1”以牛顿学说作为典范,设置和解决问题的情境主要由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学术兴趣主导。而模式2的知识生产则是在一种应用的情境中开展。模式1是基于学科的,而模式2是超学科的。
超学科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通过整合学科和非学科的观点,来获得对整体现实世界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超学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方法和方法论,而是一种元方法。超学科方法对科学知识和生活世界的分离进行了纠正,对传统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进行了革命。研究者总结了超学科的五个本质特征[31]:第一,超学科处理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挑战科学知识的支离破碎,具有杂交性、非线形和反思性。第二,超学科强调不确定性和应用的语境,重视语境限定的知识沟通,而这个应用语境正是通过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断沟通来建构的。第三,超学科强调相互沟通的行动,要求科学知识与社会实践在各个研究阶段进行密切和持续的合作,在不同行动者及其观点的沟通中形成所要研究的问题。第四,超学科也是行动导向的研究,不仅要整合不同的学科,而且要整合理论发展和专业实践,不仅要生产出解释社会问题的知识,而且要生产出有助于社会问题解决的知识。第五,超学科要有新的组织构架来保障,超学科知识生产的管理模式应该是松散的结构、扁平的科层制、开放的指挥链。
在当前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数字技术突飞猛进,学术创新的机制亟须变革。超学科方法论作为一种元方法,是应对全球复杂性[32]的挑战,尝试解决人类生存发展问题,整合学科智慧的一条重要途径。超学科虽然由多学科、跨学科的理念发展而来,但不是它们的替代,而是它们的综合和超越。超学科不再把学科边界作为预设前提,它带有反学科的特点,但是不准备宣称学科边界不再合法。它通过将学术领域内外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不仅突破学科的边界,还要突破大学的边界,使得政府、企业、高校、公众等力量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生活世界的复杂问题。超学科是学科在高度综合、强烈激荡以后,形成的一种临界突破力量[33]。这种临界突破带有“涌现”的特质,它的成果可能并非任何学术规划所能预期的,而一旦实现将会极大推进知识创新的步伐。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超学科方法自身包含了在各个不同层次和领域,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单学科、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理念与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超学科概念已经提出近50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了具体的实践和成果,但是受制于学科传统的束缚,了解超学科理念和方法的学者依然局限在少数领域。在国外,超学科方法更多地被自然科学和部分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的学者所熟悉和了解,而人文学科领域对此还相当陌生。就国内而言,关注超学科理念和方法的还局限在高等教育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少数学科。这一点从中国知网的相关搜索中可以得到印证,以跨学科、超学科为主题词的文献数量少之又少。这表明,超学科方法的深入研究还需要推进,超学科理念的推广和应用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面对时代的挑战,超学科方法的应用需要重点解决以下难题:第一,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治理体系的改革。不仅是学术组织架构,还包括行政系统架构。将大学内部的学科边界从组织层次上进行重组,建立大学内部和外部的联合渠道,强化大学的责任意识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第二,研究者个体的超学科意识与能力的培养。这需要学科内部规训体制的微观权力改革。在数字化时代,新型的研究者应该具备全球视野,能够将知识面扩展到自然、社会、人文的所有领域,在掌握具体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能够通过数字媒体实现相近学科共同体和超学科共同体的协同工作。第三,政府和社会结构的职能转变。要更多地整合高等教育的智库资源,通过设定关系人类发展的重大命题,通过提供资金、物质等资源为超学科研究创造条件。第四,大众综合素养的全面提高。通过数字技术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学术研究中来,学术研究的知识结构也需要通过数字技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让知识生产和传播提升全人类的生存质量。
超学科方法论强调回到生活世界的理念要求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将目光聚焦于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众多难题。在海德格尔看来,生活世界就是人们已经“在—之中”的世界,是人们操持和关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的首要任务并非是认知,而是存在。从这一点看,学术研究的终极使命依然是面向人类的实践。对传播研究而言,近年来发生的媒介转向、实践转向都是向生活世界敞开的发展态势。面对“超脱于现实世界的理论”和“政策制定者、商界企业家、公共利益集团对解决现实问题的渴望”脱节的现实,延森(Kluas Bruhn Jensen)提出了基于实用主义的传播研究发展的第三条路径,这条路径是“面向未来的、艰苦的、分散的以及公共性的事业”。数字媒介(第三维度的媒介)为改变“传播”这个人类真实世界中的活动提供了新的可供性。为了应对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的困难,我们必须采取行动[34]。他的观点与超学科的内在旨趣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由此,传播研究的范式转型应该着眼于超学科的视野,而不能再用单学科的眼光来自我完善。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与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实现途径研究”(项目编号:18ZDA311)的研究成果。
[2]胡学峰,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孟建,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1页。
[4][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5][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6]刘海龙:《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及其批评者》,《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4期。
[7]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书城》2014年第2期。
[8][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57—84页。
[9]Todd Gitlin,“Media Sociology:The Dominant Paradigm”,Theory and Society,1978,6(2),pp.205-253.
[10]James Carey,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in McQuail,Reader i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London:Sage,2002,pp.36-45.
[11]李彬、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12]潘忠党:《走向反思、多元、对谈的传播学》,《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13]Craig R.T.,“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Communication Theory,1999,9(2),pp.119- 161.
[14][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4页。
[15][美]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16]张庆熊:《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17][英]斯金纳:《人文学科宏大理论的回归》,张小勇、李贯峰译,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18][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2页。
[19][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页。
[20][美]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6页。
[21]Hockey S.,“The History of Humanities Computing”,in Schreibman S.,Siemens R.,&Unsworth J.,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Oxford:Blackwell,2008,pp.4-17.
[22]戴安德、姜文涛、赵薇:《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23]孟建、胡学峰:《数字人文:媒介驱动的学术生产方式变革》,《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24][美]杰罗姆·凯根:《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王加丰、宋严萍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25][英]加利·霍尔:《走向后数字人文学科》,史国强译,《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
[26][美]安妮·伯迪克等:《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马林青、韩若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125页。
[27]宣勇、凌健:《“学科”考辨》,《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
[28]黄瑶、马永红、王铭:《知识生产模式Ⅲ促进超学科快速发展的特征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年第6期。
[29]胡壮麟:《超学科研究与学科发展》,《中国外语》2012年第6期。
[30][英]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陈洪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31]蒋逸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形式的超学科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32][英]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李冠福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33]陈娜:《寻求超学科临界点的突破——访复旦大学教授孟建》,《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12期。
[34][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