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驱动的学术生产方式变革
学术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特殊而重要的方式之一，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学术的重要性是通过专业知识来体现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改造自然、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实践，最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近代以来，从西方发端的知识研究体系和传承方式以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为根本标志，塑造了今天我们所见的主要学术生产方式。这种学术生产方式以研究主体的专门化和职业化，研究机构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研究对象的广泛化和多样化，研究成果的学科化和专业化为主要表征。学术生产是人类群体中一小部分经过长期而严格的专门训练的“学者”（主要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职业化的方式所从事的针对自然、社会的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研究行为；其研究成果主要通过期刊、书籍的出版来发表和传播，通过高等教育体系的教学来进行传承；学术生产的影响则通过与学术“场域”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互动来改变人类世界的表面和深层结构。
历史上，媒介在改变学术生产方式上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15—17世纪欧洲的印刷革命就带来了知识生产的变革。现代西方人文学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其兴起与文本资料的抄写、翻译、阐释分不开，印刷术推动了人文主义文化资料的标准化传播，彻底变革了人文学乃至所有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15]。很多学者认为，数字技术的出现是可以和印刷革命相提并论的另一场媒介技术变革。与印刷媒介相比，数字媒介驱动的学术生产变革充分体现了融合的特征。数字人文研究所依赖的数字技术是一种“元技术”，它保留和延续了所有之前的媒介特性，将它们整合在一个统一的软硬件物理平台上。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技术实现了真正的“媒介融合”[16]。
第一，学术生产资料的数字化整合。计算机只能处理二进制数据，利用计算机来开展人文研究的基础就是要将文本、图像、声音、影像等数字化。以文学研究为例，虽然可以通过人工阅读纸质书籍资料来收集和分析可量化数据，但是面对大量的文本，人工操作将无比枯燥和费时。将文本进行数字化，以计算机的快速、准确特性来处理数据则能极大提高效率。如今，通过平面和立体扫描、智能文本识别，可以将过去遗留的所有印刷文本和手稿甚至艺术品、建筑等数字化，数字录音、摄影、摄像技术可以将早期模拟时期产生的声音、影像资料数字化。从技术角度而言，几乎人类迄今产生的一切符号形式都可以数字化，这些研究资料加上数字时代原生的数字资源构成了数字时代学术生产方式中的生产资料。它的技术形态是统一的，即全部由二进制数据构成，以数字形式被编码、存储和处理，但它的内容形态是融合的，文本、图像、声音、影像等媒介形式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获得。从时间维度上来讲，漫长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所有资料都存储在网络上，理论上只需一台计算机就能获取并处理共时或历时的任何资料，资料的时间差被消弭。数字化整合的学术生产资料减少了学者搜集资料的工作量，也扩展了研究的范围，使得随时获取资料成为可能。虽然就当下情况而言，并非所有的资料都能够数字化，不是所有数字化的资料都可以免费自由地获取，但是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上，学界正在向建立理想化的数字学术生产资料方向努力。数字人文研究中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领域对学术生产资料的数字化整合已经并且将持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跨学科研究的数字化超越。数字人文研究引发了跨学科研究的新一轮热潮，它在起源阶段就是人文研究领域与计算机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并且这一融合是建立在现代学术生产方式根深蒂固的专业化所导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长期对立和割裂的基础上的，它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和产生的广泛影响使得数字人文研究的跨学科思想更显可贵。数字人文研究的学术版图体现了强大的包容性，涉及的学科范围从传统人文学科逐渐向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渗透，凸显较强的学科交叉性。研究表明，数字人文研究论文分布在102个学科领域之中，主要学科领域集中于文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及文化研究等[17]。从数字人文研究来看，数字研究领域和传统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艺术等，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交叉，例如计算语言学、计量史学等新兴学科的建立。从人文学科内部来看，作为平台的计算机技术同时提供了人文学科内部的交叉，例如历史和地理融合形成了“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领域，而历史与文学、文学与艺术等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正是数字媒介的中介化作用，人文学科领域日益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生产格局，打破了固化的思维习惯，转而根据问题的特性采用多维的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定量和定性的分野，试图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量化和质化研究中的长处，在跨学科的视野中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方面，用跨学科来解释数字人文的超越已经相当困难，也许用超学科来解释更为确切。超学科不是一般的跨越学科界限，而是学科在高度综合、强烈激荡以后，形成一种临界突破的力量，让学科与学科之间实现真正的化合交融[18]。当然，超学科研究还面临很多理论和现实的问题，这既是长期专业化形成的不良后果的持续，也有超学科研究机制的内在融合困境，但是数字人文研究的超越理念为克服这些困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三，学术生产的项目化、团队化、技术化。因为人类自身学习能力的限制，也因为学术生产长期专业化的影响，在跨学科研究中，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和技能，这就需要开展广泛的合作。传统人文学科具有个人自主探索的显著特征，但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渗透到人文研究领域，通过提供更为强大的平台和通信工具为合作性学术共同体的产生创立了新途径。协同工作不仅扩展了研究网络，也让交流与沟通渠道更加透明，形成了开放的学术文化。数字人文研究在此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并且把项目化、团队化、技术化的学术生产作为自己的内在特色。项目化是数字人文影响下学术生产变革的动力内核，团队化是数字人文影响下学术生产变革的实现基础，而技术化是数字人文影响下学术生产变革的可能前提。例如，“莱比锡开放碎片文本序列”项目（LOFTS）就是由莱比锡大学数字人文中心（Humboldt Chair of Digital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Leipzig）、塔夫茨大学珀尔修斯数字图书馆（Perseus Digital Library，Tufts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联合开发的[19]。这类项目对于任何一个学者个体，乃至一个研究机构，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项目化、团队化的学术生产方式需要有效的管理和沟通，而数字媒介平等透明、及时高效、打破壁垒的传播特性为有效的团队合作奠定了基础。数字人文研究中的先驱者往往是较早使用并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通信工具的研究者。电子邮件技术刚一出现，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邮件列表、新闻组，开始了跨国界的通信合作；万维网的出现使得学术信息的交流更为便捷，数字人文学者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随着技术的发展通过论坛、即时通信软件、博客、微博、社交媒体等媒介技术开展广泛交流。除了媒介技术中介的交流，数字人文学者建立了跨国界的研究机构并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多种沟通形式进行协作。有人认为，一种“研究人员＋技术开发人员＋项目管理人员”的运作方式将成为数字人文研究及相关项目建设的标准配置。
第四，学术产出的多样化、开放化、复杂化。印刷技术主导的学术生产方式的最终成果是通过公开出版的专著和期刊向同行和公众提供的。这一产出方式已通过印刷技术的媒介逻辑在学术评价、商业利益、个人发展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模式，至今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学术成果除了是对新发现知识的总结和报告，也是学者在机构中晋升的主要途径，而由此形成的印刷出版利益格局更是决定了知识传播和扩散的方方面面。作为元媒介的数字技术除了是量化研究的工具，也是新形态出版的工具，它使得学者可以不依赖传统的印刷出版机制而通过网站、博客、社交媒体等直接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一变更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传统印刷出版对学术产出数量控制的进一步消失，对制约学术成果传播的政治、经济壁垒的进一步打破。多数数字人文学者都同意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理念并参与其中，很多数字人文机构和期刊出版单位也都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学术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商业数据库在开放获取运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向学者甚至公众提供更为廉价或免费的学术资料获取服务。另外，数字人文研究倡导知识产出的多样化，成果本身并非一定要通过程式化的学术文本型论文来体现，它也可以通过在线访问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以及多媒体交互形式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虚拟在线游戏等形式呈现。这种多样化的产出实际上模糊了学术成果和大众文化产品的差异，使得学术产出的影响可以在公众中产生更大影响。这一开放性也使得更多的公众有机会参与学术活动，进一步改变整个学术生产领域的面貌。应该说，对数字人文研究驱动下的学术产出变革的理解和接纳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至少在中国，它还远不是为学者和公众所接受的模式。制约因素是多样的，除了有学术场域内部的评价机制，还有场域以外的资本力量。但是，按照媒介化的逻辑，这一历史性转变将不会停步。
从媒介研究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对人文学科乃至所有学术生产的持续深入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并非要用“技术决定论”或“媒介决定论”来塑造数字人文研究未来发展的某种神话。如果需要强调媒介或技术的重要性，它更多体现了一种“最初决定论”[20]。数字人文研究绝非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的简单应用，它是可以和印刷媒介引发的革命相提并论的一场彻底的学术生产方式变革。这一变革不仅是对旧范式的更新，更以包容的姿态对实证和诠释两种方法论取向进行整合，力图超越学科“文化”之间的壁垒。数字人文研究的实践提示我们，量化统计和意义阐释两种方法论范畴是可以相容的。华康德在梳理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时指出布迪厄曾提出过“双焦解析透镜”[21]的隐喻。布迪厄认为，社会本身就是复杂的，是“过着双重生活”的，既有可以客观考察的结构和功能，也有需要意义阐释的行为意图和价值判断。研究社会现象本身就需要双重解读，这类似“双焦解析透镜”。在揭示“社会宇宙”的深层结构时，需要吸收两种解读方式的长处，又要避免其短处。布迪厄的思想与数字人文研究的内在理念是一致的。我国对数字人文的研究，屈指算来也就是十年的光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但是，它已经快速地改变着人文研究乃至社科研究、艺术研究的认知思维和知识结构，导致学术研究范式的一场革命。数字人文的定义是随着数字革命的发展而变化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在改变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必将带来学术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注释】
[1]本文原刊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与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实现途径研究”（项目编号：18ZDA311）的研究成果。
[2]孟建，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胡学峰，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3]Moretti F.，“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2000（1），pp.54- 68.
[4]王晓光：《“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与前沿：方法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221页。
[5]［美］安妮·伯迪克、约翰娜·德鲁克、彼得·伦恩费尔德、托德·普雷斯纳、杰弗里·施纳普：《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马林青、韩若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125页。
[6]戴安德、姜文涛、赵薇：《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7]Hockey S.，“The History of Humanities Computing”，in S.Schreibman，R.Siemens&J.Unsworth eds.，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Oxford：Blackwell，2008，pp.4-17.
[8]陈静：《当下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状况及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9]［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10]［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第2版）》，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11]［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8页。
[12]［英］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39页。
[13]Krotz，Friedrich，“The Meta-Process of‘Mediatization’as a Conceptual Frame”，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07，3（3），pp.256-260.
[14]Schulz，Winfried，“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4，19（1），pp.87-101.
[15]［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16]［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74页。
[17]柯平、宫平：《数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径与热点领域分析》，《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年第6期。
[18]陈娜：《寻求超学科临界点的突破——访复旦大学教授孟建》，《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12期。
[19]赵洪雅：《数字人文项目“莱比锡开放碎片文本序列”（LOFTS）探究》，《图书馆论坛》2018年第1期。
[20]［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21]［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