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与文化传承
数字人文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传播路径,引起学术界关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概念提出、成立相关研究中心、会议研讨、期刊开辟专栏等历程。
1.概念提出
2001年,美国学者苏珊·施莱曼(Susan Schreibman)和雷·西门子(Ray Siemens)首次提出“数字人文”的概念[4]。2009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王晓光教授在国内首次公开使用了“数字人文”的概念。但目前中西方学术界对数字人文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相关概念表述被引用较多的是美国学者昂斯沃思(John Unsworth)对数字人文的界定:“一种代表性的实践,一种建模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拟态、一种推理、一个本体论约定。这种代表性的实践可一分为二,一端是高效的计算,另一端是人文沟通。”[5]王晓光教授指出,数字人文即“人文计算”,是一个将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深入应用于传统的人文研究与教学的新型跨学科领域。其研究目的是为了在根本上改变人文知识的获取、标注、比较、取样、阐释及表现方式[6]。2012年,美国学者安妮·伯迪克(Anne Burdick)指出,数字人文是指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与人文学知识开展的合作性、跨学科的研究、教学和出版的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数字人文是一种“全球性的、超越历史和媒介的创建知识和意义的路径”。“数字人文既不是简单地将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转换,也不是拘泥于数字化时代新媒质的研究。”[7]这一说法使数字人文摆脱了工具化和技术论的角色。本研究正是从这一概念视阈出发,探讨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这一问题。
2.成立相关研究中心
学界开始关注数字人文这一研究方法和路径的同时,一些欧美国家在大学内建立了跨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较为知名的研究中心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辅助人文研究中心和斯坦福人文实验室、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马里兰大学的人文技术研究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人文计算研究中心,日本立命馆大学的京都数字文艺研究中心等。在国际范围内还成立了计算机与人文学科联合会、欧洲数字人文协会、加拿大数字人文协会、日本数字人文协会等,并联合组建了国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8]。“美国一些重要的大学纷纷开辟有关数字人文的新教职和博士后岗位,为了训练本科生、研究生们能够使用数字工具来思考人文问题,一些大学施行了教学课程改革。”[9]2011年,国内第一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落户于武汉大学。随后,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香港公开大学、南京大学等也纷纷成立相关研究中心。
3.会议研讨
2009年,台湾大学举办第一届“数位典藏和数位人文”会议,至2018年已成功举办九届,现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数字人文国际会议。自2014年,上海图书馆、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也召开了相关国际研讨会。
4.期刊专栏
国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期刊较早刊发“数字人文”相关主题文章。随后,一些综合类刊物开始刊发相关文章。例如,《山东社会科学》自2016年开辟专题“数字人文:观其大较”,译介、刊发了国内外学者相关领域的前沿论文,推动了国内数字人文研究的进展。此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也设置了相关专栏。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关于“数字人文”的研究有必要走出工具论和技术论的视阈。数字人文探讨的不是以印刷品为媒介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而是以网络数字为媒介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伊尼斯曾提出“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10]。媒介的变化势必改变人的兴趣结构,改变思考的方式,改变社群。数字人文不仅是指一种新的传播介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从广义方面看,它还涵盖新介质所选择的文化传承文本的变化,用户接受兴趣的变化,运用新研究方法后人文学者研究思维的变化,用户对事物观点、态度的变化,以及用户社群构成的变化等,这些都可能引发媒介所承载文明的变化。印刷媒介时代,用户的阅读选择较为理性,具有一定的目的性。阅读体验相对是一种个体的、私人化的感受。数字时代,由于信息推送、文本链接等技术的出现,用户的阅读选择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且呈现娱乐化倾向。数字时代,由于用户评论、回复等功能的出现,用户阅读体验的建构往往成为寻找情感和价值共同体的过程。在这样的媒介情境下,有必要从广义的数字人文视阈出发,探究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