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富有远见的观点

虽然菲茨帕特里克对“数字人文”的定义和愿景比该领域仍被称为“人文计算”且以档案和数字化为重点时采用的定义范围要宽泛得多，但对当代数字人文怀有远见的人仍然不满意。帕特里克·斯文森（Patrik Svensson）就是这样一位有远见的人，“在2010年年底，许多人认为人文学科受到威胁的时刻”，他却认为“数字人文”仅仅是倡导和重新思考人文学科的手段^[28]。斯文森写道：“与人文学科中许多其他领域不同，数字人文学科与一种相当明显且影响深远、富有远见的论述和变革观点密切相关。”^[29]他指出了其中的原因。首先是数字人文学科的现状。该领域的历史，正如我们上文所述，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但是关于如何将数字人文界定为一门学科，这样的投票仍在进行，这促使人们思考它的未来。斯文森说，比以前更为不同的是，一些人眼中的核心方法和解决办法不断受到挑战，这增加了这一领域的活力和永恒的变数。

其次，与其他学科相比，数字人文尽管与人文学科中的某些学科联系更紧密，却可能跨越人文学科的所有学科。它是真正的跨学科，并且有实际或假定的人文范围的参与，“这使数字人文学科比大多数常规部门、学科和中心更具影响力，而且可以说，数字人文学科既是一种兴趣，也是一项使命，将投入于整个人文学科的未来（类似于人文中心）”^[30]。此外，数字人文也愿意加入国内国际的集体努力之中。例如，在申请资金方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前文提到的丹麦倡议的Dig Hum Lab（数字人文实验室）、欧盟支持的DARIAH（艺术与人文学科数字研究基础设施）就是恰当的例子。与科学或工程团队开展的任何大型跨学科项目一样，这是真正的跨学科，可以说是有潜在的全球性影响力的项目，这使得资助机构更感兴趣。斯文森推测：“这种潜力可能使‘数字人文’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人文学科与科学、工程等其他研究和开发领域的关系，这反过来有助于产生对人文学科以外领域的兴趣，并有助于数字人文对人文学科的代表性或表现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对大型数据集、实验室环境等技术的感知或预期参与，数字人文学科可以作为人文学科一个相对可理解的和可解释的部分。”^[31]

然而，赋予“数字人文”远见卓识的，是与技术、数字更高的关联度。斯文森并不是第一个强调“有远见的思维”与“技术发展”之间联系的人。在他之前的许多学者都试图引起我们对这一事实的关注：人类总是积累技术，因为它增加了我们个人和集体的机会。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甚至对我们促进技术发展施加了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因此增加了全世界人民的选择和机会^[32]。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斯诺1959年在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讲座中的信息之一。通过将这种思路与人文学科的工作联系起来，斯文森成功地以一种新颖有趣的方式使其与人文学者相关。

这里的关键词是“紧迫性”和“变化”——需要重新思考和推动现有的传统和结构的界限。因为数字人文内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协作和基于项目的，其具体结果通常采用数字出版物的形式，不易融入学院内现有的奖励和支持模式，因此数字人文研究圈内有这样一种感觉：人文学科需要改变，以适应数字人文发展。当考虑到许多人文学者为获取高等教育的资金、认可及人文学科地位进行永无止境的斗争时，就很容易理解数字人文如何成为“重新思考人文学科和高等教育的平台或手段，引导变革观点的方式，这种观点往往远远超出数字人文学科（的范畴）”^[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