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知识媒介的“图形-背景”关系

当形式成为环境的和无意识的东西时，它就要挑选最常见、最通俗的环境材料做自己的“内容”。任何形式成为环境的东西时，往往就会成为催眠剂，因此，其内容就必然变得无关紧要，以便和它的催眠效果相匹配^[23]，就像鱼生活在水中一样意识不到水的存在。那么当数字化知识媒介成为一种环境时，也如同我们身边的空气一样，人们在知识获取和传播中不会注意到手机、电脑或其他智能设备，因为让这些“技术消失”就是生存方式，我们的数字化生存由此开始。只有当这些数字化产品暂时脱离我们的控制时，我们会慌张、焦躁，像失去了最心爱的器官，而不是玩具。其实我们愤懑的原因表面上看是不能有效参与知识的传播与生产，但根本原因是我们失去了已然内化为身体的一部分的技术。我们通常关注的是知识本身内容的变化，忽略了数字化知识媒介的变化。麦氏开拓的“图形-背景”理论视角在数字化知识媒介中焕发新的意涵。

数字时代知识媒介“图形-背景”的辩证关系特征可以描述为：（1）异质性和多样化。当前知识媒介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周围，不但知识的背景具有多样化的表征，例如根据问题要求不断变化的知识媒介代替了一个由中心主体计划调节的媒介，而且知识的图形也呈现出多个面向，换言之，知识实体发生了变化。（2）技术依赖性。吉本斯描述的模式2极大地依赖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出现，因为它们为知识场所之间的互动创造条件，使得知识和技术的互相联络以及可能的配置越来越多^[24]。经由功能性的沟通网络，知识生产、分享与管理都可以通过网络化的弥散效应展开，吉本斯把这种结果描述为一个社会弥散的知识生产体系。（3）图形-背景的模糊性。数字化时代，知识的边界被无限放大，我们甚至无法描述到底什么是知识、什么不是知识。有时知识内容本身受到人们关注，有时本来作为背景出现的媒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来在麦克卢汉语境中的“图形-背景”就具有可逆性，社会弥散的知识生产体系使图形本身（知识）也变得模糊，它会成为映衬媒介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