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视角下的数字人文
尽管不少学者已经对数字人文强大的影响力和未来前景作了充分的肯定，也意识到技术在数字人文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并为其辩护，但是在很多反对者，尤其是传统人文学者看来，数字人文无非是科学主义思维对人文领域的强势入侵，是自然科学实证量化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理解诠释方法的全面替代，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连接到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技术对人文精神的侵害。这种对待数字人文研究的批判立场虽然不是多数，但是他们提出的关于技术的问题却是数字人文的倡导者必须认真面对的。传播学媒介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诸多进展，对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概念和阐释框架，可以为回答技术与人文的关系提供新的观察视域，为我们理解数字人文所带来的变革提供理论基础。
数字技术是“数字人文”研究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这里的数字技术指的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计算机通过将信息转化为二进制代码来利用高速芯片进行数值和逻辑计算，以产生软件预设的结果。二进制计算不仅可以进行数学运算，还可以对文字、图像和声音等对象进行处理，其原理不外是将这些信息转换为二进制数值来进行，这就是“数字化”。在技术哲学家伊德看来，技术是人类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不存在没有技术的人类“伊甸园”[9]。当然，工业革命以来的“大机器”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很多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使得哲学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认为技术已经脱离人类控制，具有自主性；而哲学家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视为座架（Gestell），成为摆置人的力量，使得人丧失其本来的生存论地位。不过，这种对人和技术关系的悲观看法近来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媒介研究等领域均有积极的转向。
从传播学媒介研究的视角来看，技术就是媒介（media）。“媒介”是传播研究的关键词，一般指报刊、广播、电视等发送新闻、娱乐或其他信息的技术形式和媒介机构，但究其根本，媒介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代理（agency），是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或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10]。具有中介作用的媒介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它实际上是建构社会关系、生成社会意义的枢纽和节点。尽管“媒介”和“技术”两个概念颇有差异，但是传播学媒介研究一般持有大媒介（big media）的观念，将媒介和技术放在几乎同一的角度来理解。麦克卢汉以“媒介即讯息”理论，把媒介置于人类传播的中心位置来考虑。他的广义媒介观认为，电光源、铁路和飞机皆是媒介。德布雷也把中介（媒介）理解为：符号表示的整体过程（清晰连贯的话语、书写符号、类似的图像等）、社会交流规范（说话者或者作家所使用的语言）、记录和存储的物理载体（石块、羊皮纸、磁带、胶带、光盘），以及流通方式相对应的传播设备（手抄本、影印本、数字版）[11]。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媒介的数字技术或是作为数字技术的媒介，都涉及人类社会本质意义上的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整个人类世界联系紧密。因此，不能仅仅“把媒介当作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者生产过程”[12]，而要将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媒介实践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和世界背景中考察其冲击力和影响力。
在媒介研究领域，新近兴起的“媒介化”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对数字媒介的全新观点，它们关注媒介技术影响社会的过程。克罗兹（Krotz）将媒介化视为与全球化、个人化概念类似的一个元过程，它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社会力量，能够深刻地影响社会与文化景观，并与全球化和个人化的浪潮产生共振[13]。舒尔茨（Schulz）认为，媒介化是一个延伸（extension）、替代（substitution）、融合（amalgamation）和接纳（accommodation）的过程[14]。其中，延伸是指媒介技术延伸了人类沟通和传播的能力，使得人们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并产生互动；替代意指媒介部分或者全部取代了社会行动和社会机构的职能，改变了这些行动或者机构的形态；融合则是指媒介行动与非媒介行动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媒介渗透到日常生活和专业化领域之中；接纳则表明经过了一个适应的过程，人们更加愿意在媒介构成的环境下行动，各种不同专业领域的组织或者个人必须按照媒介操作信息的方式进行互动。
由此看来，数字技术对于人文学科实际上就是一个“媒介化学术”的元过程。数字技术“延伸”了人文研究者获取资料和相互交流的能力，使得基于跨越时空的数据库计算分析成为可能，数字技术作为沟通媒介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协作。数字技术使得传统图书馆的角色被“替代”，图书馆是传统人文学者依赖的核心资源，而数字图书馆使得这一角色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实际上，不仅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技术使得学术研究和非学术研究的界限趋于“融合”，无论是资料的获得、加工、分析，还是研究者活动空间的改变，甚或学术成果的产出都越来越去专业化。如今，无论是否从事数字人文研究，学者们都已被纳入数字和网络化逻辑之中，“接纳”各种数字化带来的社会改变。从历史发展来看，数字人文研究走过了一条伴随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而演进的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的过程。计算机在20世纪中叶最初发明时，仅作为一种计算的工具。布萨最初的人文计算研究也正是利用了计算机快速数值计算的能力。但是随着计算机发展成为一种通用的信息处理设备，到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印刷文本被数字化，并从图像扫描转换为文本字符。依靠快速进步的计算机语义识别能力，人文计算或数字人文学者可以处理更大量的文本数据，从而发现文本中潜藏的宏观结构，甚至通过确定作者的写作风格来协助鉴定作者身份。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多媒体化并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不仅能处理文本对象，也可以处理图像、声音，同时用大规模数据库来存储和管理这些多媒体信息，更多的语料库、声音和图像数据库被建立。与此同时，研究者所阅读的历史文献材料和新近产生的研究文献大部分被数字化，整个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