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正文献讹误，培养学术研究新思维
《日记》稿本不复，整理时难免存在讹误，加之无其他版本进行校勘，许多讹误难以发现。此外，日记主人在书写时带有主观色彩，有些文字或凭借自己记忆记录，难免一时疏忽。日记文献的数据库化及可视化呈现，一定程度上能够订正讹误。
《日记》记载姚鼐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天明行约十余里，登岸，至枣林庄。复乘舟十里，至郑州。水路穿城而出南门，乃舍舟从陆……又三十里，至任邱”。在可视化过程中，行迹图上“郑州”这一点突然波折（见图3）。姚鼐一日之内行迹绝不会跨度如此之大，此处明显存在问题。《日记》所载的“郑州”介于“枣林庄”与“任邱”之间，以此为线索，细细查看行迹图，两地之间有一地名“鄚州”，且此地有条小白河南北穿城而过（见图4、5），与《日记》记载相符。繁体“郑”字与“鄚”字形似，加之姚鼐字迹“爽迈飘逸”，故此处“郑州”乃是“鄚州”之讹。
图3 “郑州”地名错讹示意图
图4 鄚州地图
除了订正文献本身的讹误外，日记文献的数据库化及可视化呈现还可以订正今人考证之讹误。《日记》载姚鼐典试山东时，经过良乡、洪恩寺、挟河。有学者考证称“洪恩寺在今河北庆云境内”。而在日记的可视化呈现的过程中，姚鼐所经洪恩寺应在良乡（今属北京市房山区）与挟河（今属河北省涿州市）之间，决不会远至河北庆云境内。以此为线索，检索相关文献，（光绪）《良乡县志》卷六载：“宏恩寺，在县西南二十里许大道旁。明天启中建，规制宏敞，为邑中第一大刹。寺外古木成林，绵亘二里许。夏日浓荫夹道，行人至此，烦暑为之顿消。清康熙五十六（1717）年，圣驾临幸，赐寺僧成悟龙袍一袭、御书大愿慈州匾额一方、心经一部。后乾隆间又御赐慈缘垂荫四字，悬挂释迦佛殿。”[14]遍查《良乡县志》，发现周围除此一寺外，无名字中如洪恩或弘恩抑或带恩字的寺庙。因此，姚鼐所言洪恩寺，即良乡之宏恩寺。此寺庙现位于窦店镇望楚村西，属房山区。
图5 更正后行迹图局部
以上所举看似仅仅是订正地名讹误，但实际上是日记文献数据库化及可视化呈现后带来的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通过数据思考学术问题。在整理日记地理信息数据、呈现相关数据的过程中，遇到与现实情形或基本史实不符的情况，这使得研究者思考是否是文献在最初书写或者传抄时出现了错误。以此为线索，去检阅相关文献，思考、解决相关问题。
并非用数据库化及可视化只能用于订正讹误，也并非运用这种学术新思维只能研究日记文献。一方面，日记文献的数据库化和可视化呈现与学术新思维的养成是相辅相成的。在整理日记数据时，不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去研究日记文献，同时在认识归纳这种方法后又自觉地运用到日记文献的研究中。另一方面，日记文献内容丰富，选材广泛，优于其他私人文献，其中往往暗藏许多问题、线索，单一地阅读有时并不一定能发现，而通过数据库化和可视化呈现，将这些细微、琐碎的数据累积在一起，呈现、比对数据时，往往会让人耳目一新，有意外的收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