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诺的讲座
1963年，斯诺在《回看两种文化》一文中非常有趣地回应了里德讲座提出并不断升级的辩论。他写道：“在我写这篇演讲之前，我想把它称为‘富人和穷人’，我宁愿我还没有改变主意。”这就是他原本打算作为最重要论证的部分——“当只有部分人的基本需要被满足时，你就不应该忽视这些基本需求。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表现出超凡精神。忽视这些，仅仅只是无人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人类。”[47]
这里所涉及的是道德问题。在对斯诺里德演讲的回复中，利维斯认为斯诺的道德感只是一种外部或社会科学导向的停留在对人类“社会希望”上的道德感，与“（超凡的）精神、每个人的道德规范、思想和感觉以及人类无关”。斯诺更感兴趣的是人的社会角色，而不是内心想法。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利维斯是正确的——斯诺确实认为每个科学家都有责任用他的知识改善他同胞的条件，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他确实没有抓住要领。正如斯诺所看到的那样，一位（好的）科学家就像一位（好的）小说作家一样深刻地宣扬和批判生活。
回想1995年利维斯的重要性，雷蒙德·塔利斯（Raymond Tallis）说得非常好：
（莱昂内尔·瑞宁斯［Lionel Trilling］在解释利维斯对斯诺的反应时）……非科学家普遍假设认为科学不是对生活的批判——而且是最深层次的，让我们摆脱这一假设。人们认为，科学是生活的一部分，必须受到接受良好教育人士的批评，是考察对象的一部分，而不是思想本身的一部分或对其教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科学不是对生活的批判这一假设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从哥白尼开始，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和推测一直持续威胁着关于人类生活的本质和目的、人类在万物中的位置以及宇宙起源和终点这些问题，而上述问题是人们共有的且未经反思的看法；简而言之，是最好、最深刻意义上的“对生活的批判”。[48]
在里德讲座中，斯诺曾说过，他对大多数人文学者所坚持的有限概念（即“教育”）感到多么恼火。这些学者认为，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须掌握伟大作家作品的基本知识；然而，当被要求描述热力学第二定律时——“其在科学领域的重要性就如同文学领域中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49]——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相关的认识，显然没有人认为这是他们应该掌握的重要知识。
利维斯指出斯诺对人文学者的优越感，而斯诺在其“回看”文章中，承认他可能没有运用最合适的例子，应将分子生物学作为每个人（包括人文学者）应该熟悉的主题。斯诺写道：“与热力学相比，分子生物学是一个涉及更少概念难度，而且不那么深入的科学分支……可能会比自达尔文时期以来的任何科学进步更深刻地影响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并且可能比达尔文的影响更为深远。”[50]
重大的科学突破，例如目前在分子生物学方面取得的突破——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on）发现DNA结构并教给我们基因遗传的例子立刻就浮现在脑海中——“必将根本地影响我们的愿景和接受程度”[51]，很明显，分子生物学和其他科学学科中发生的事情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但不仅是直接的、物质的层面。
斯诺认为，从认识论和存在论的角度来说，这涉及“最深刻的本能的活力”、“至高无上的人性”[52]，如同利维斯将文学作品视为人文学科的核心一样。
斯诺认为，仅此一点就是“为什么下一代应该了解它的充分理由”。此外，诸如克里克和沃森取得的进步让我们意识到“应用科学已经有可能消除十亿人生活中不必要的痛苦”[53]。这就是斯诺所说的关于科学和科学知识道德观的另一面——也是利维斯恰好注意到的。我稍后会更为详细地介绍利维斯的论点。这里要强调的重要的一点是，道德责任感对于斯诺关于教育、工业和科学革命以及缩小两种文化之间差距的论证的重要性。在可预见的未来，他在《回看两种文化》中写道：“文艺复兴的巨人不可能出现。但我们可以做点什么。面向教育——主要是小学、中学教育，也包括大学教育。没有理由让另一代人像我们自己一样无知，或缺乏理解和同情。”[54]
我们“可以做点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有道德义务这样做。斯诺认为，情况就是如此，无论是从实际还是从更抽象的角度看。前者即培养更多的科学家，然后使之为世界所用（不过不是在富裕的西方国家），用他们的才能缩小贫富差距。后者关注在教育系统中扩大“教育”概念的重要性，促进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学者之间的理解，换句话说，即缩小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那么，斯诺于1959年谈到的两种文化是什么呢？他说：“我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分成两极。”
文学知识分子在一极，其他科学家在另一极，最具代表性的是物理科学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无法理解的鸿沟，有时（尤其在年轻人中）是敌对和厌恶，但最重要的是缺乏理解。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扭曲形象……非科学家们有种根深蒂固的印象，即科学家们肤浅地乐观，并未意识到人类的状况。而科学家们则认为，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完全缺乏远见，对他人漠不关心，从深层次上讲是反智主义，将艺术和思想局限于存在性的时刻等。[55]
对斯诺而言，科学家的典型是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化学家、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友好地看待卢瑟福。当他咆哮出“这是科学的英雄时代！这是伊丽莎白的时代！”时，他也因声音响亮而出名。斯诺写道：“文学知识分子难以理解的是，无论是从想象力还是从智力上来说，他都完全正确。”[56]后来证明，利维斯就是这样的人文学科知识分子之一，他不但认为这一观点令人费解，并且谴责斯诺将其论点简化为陈词滥调，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斯诺在这里试图得到的是乐观看待科学家的方式。他说，“未来在于科学家”，对此，“传统文化”的回应只是希望“这样的未来并不存在”[57]。此外，科学文化[58]的特点是更严谨、更高的概念层面的争论以及相信进步，当谈到生活的道德层面，“科学本身就有道德成分，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对道德生活形成了自己的判断”[59]。斯诺解释说，在科学家的乐观主义问题上，往往会有些混淆问题的倾向——个人经历或人的个体状况往往与社会经验或人的社会状况相混淆。虽然前者不可避免地有悲剧因素，即“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我们每个人都独自死去”和“这是我们无法抗拒的命运”，后者却不一定如此。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与那些不是命运的事情做斗争——我们能够发挥作用。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其他人挨饿或死亡时，斯诺认为，这就是“用最粗俗的语言……描述社会状况”，“袖手旁观，在独特的悲剧中沾沾自喜”。这肯定是错误的，这不该是洞察人的孤独所引导的方向。相反，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在这里，科学家比人文学者更倾向于“迫切地了解是否可以做点什么，并且认为可以做到。这是他们真正的乐观主义，也是我们其他人非常需要的乐观主义”[60]。
相比之下，某些20世纪的作家（斯诺在这里特别提到叶芝、庞德和温德姆·刘易斯）似乎在相反的方向上努力[61]。他们不仅“政治愚蠢”，而且“政治邪恶”——确实，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曾经问过斯诺：“他们所代表的一切影响难道没有更使人类接近奥斯维辛集中营吗？”尽管这一表述过于激进、过于轻率，斯诺确实觉得真正的答案是：“事实上，一些20世纪早期的艺术与反社会的愚蠢的表达方式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这是文学人士很久才会发现的。”[62]“大多数科学家”会发现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个人状况是悲剧性的，社会条件也必须如此[63]，现代主义作家和知识分子倾向于将事情颠倒过来——“对个体状况持有乐观主义的观点，而对社会状况持有悲观的观点。”[64]
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依赖于艺术家的浪漫观念，理想地不受社会条件变化的影响，因此渴望工业革命前的事物。他们拒绝应对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科学革命[65]。这很糟糕，斯诺认为，这些革命是改善全人类状况的最佳希望。“工业化，”他写道，“是穷人唯一的希望。”如果出于个人选择而拒绝工业化，可能会被接受，但如果拒绝工业化的人并非为自己作出这种选择，就无法得到宽恕。
作为个人选择，也许拒绝工业化是一件好事——如果你愿意的话，做一个现代的瓦尔登湖人，没有充足的食物，眼看大多数孩子在婴儿时期死去，看不起文化知识，接受自己的生活与外界相距20年，我们都会尊重你的个人选择。但是，如果你试图对那些不能自由选择的人施加相同的选项，我丝毫也不会尊重。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如果国家能够提供机会，穷人们无疑会一致同意，马上放弃耕作进入工厂。[66]
斯诺说，自从发明农业以来，这些现代主义作家和知识分子从未真正想要了解社会最重要的转型，他们是“天生的勒德分子（指天生反对技术进步，抗拒变革的人）”。不同的原因导致了这两种文化的存在。但在斯诺的里德演讲中，他关注到勒德派成员的态度。虽然这是一个涉及整个西方的问题，但其他国家（斯诺在这里提到美国和俄罗斯）在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方面要做得好的多。他指出，在英国，早期的专业化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关注，培养的模式只与一小部分精英相关。“如果我们的先辈在工业革命中投入人才，而不是在印度帝国，”斯诺评论说，“我们现在可能会更加健全。但他们没这么做。”[67]
为了纠正这种情况，现在必须投入资金、时间和精力来培养大批科学家、技术人员以及政治家和管理人员，使他们“了解足够的科学知识，了解科学家正在谈论什么”。此外，应将科学纳入各级教育系统，以便平衡所教授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并使之有利于后者的发展。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应该接受人文学科教育，而是人文学科的学生应该更多接触科学，以防止勒德派倾向的发生，希望最终对科学和技术的态度转变渗入艺术和文学领域。“我们的时间很少，”斯诺通过戏剧性的宣告结束了他的里德演讲，“难道我们还不应该立刻开始吗？”[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