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社交媒体时代医患纠纷类舆论反转的生成机制探析——基于“纱布门”和“榆林产妇跳楼事件”的分析
于 晶 宋珍珍[1]
所谓舆论反转,指网民对于同一件事情原本趋于一致的意见因为新的信息出现而发生态度逆转并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舆论反转的实质是舆论的两次或多次建构。人们在认识事件的过程中,由于认知参照点选择的不同,会导致认知的前后差异,这是舆论反转的社会心理原因[2]。近些年网络舆论反转现象此起彼伏,医患纠纷类事件已成为舆论反转现象中的热门话题之一。从2011年的“八毛门”到2014年“湘潭产妇羊水栓塞死亡事件”,再到2016年的“潍坊纱布门”、2017年的“榆林产妇跳楼事件”,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频繁发生的医患纠纷类舆论反转现象?其生成机制为何?如何引导涉医议题的理性讨论?本文将以广义的新闻生产路径为框架,建构此类事件的信息沟通模式,并通过对两个具体案例的对比分析,探求舆论反转的机制和成因,讨论在开放的信息流动系统中多主体理性对话是如何达成的。
一、话语角力:医患纠纷类信息沟通模式建构
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权的泛化、言论的自由性和信息的易得性打破了专业媒体[3]议程设置的强势地位,信源与渠道纷杂,形成竞争共振的状态。当下网络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网民对特定事件的讨论和表达往往夹杂着来自其他方面的情绪,从而超出事件本身的界限;二是网络表达中的相互强化和情绪共振[4]。在医患纠纷类舆情中,因为所处领域拥有的专业门槛,让整个互动过程更具复杂性,专业性成为分析舆论场中话语角力的一个维度,亦构成了参与讨论者的身份标签(如图1)。
图1 医患纠纷类信息沟通模式
依照这一模式,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空间中,有非常多的专业媒体节点,在某一个事件或某一次互动中,作为以新闻生产为业的专业媒体始终处于传播机制的中心,或医或患的其中一方率先成为专业媒体的信源,形成早期闭合的局部信息循环。这是反转前舆论偏颇形成的原因。当舆论被引爆,公众和专业意见领袖也参与到信息传播中来,其他媒体机构的兴奋点亦被激活,整个传播循环迁移至外围,形成多主体鼎力的局面。斜线下方专业、权威的声音和上方非专业、大众的声音将在同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对话,博弈持续,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净,为后期舆论反转提供基础。基于这样的信息传播生态圈,追求真相的过程需要医、患、媒、专业意见领袖和公众都能够及时发声,尽快形成理性讨论的循环,保障外围的信息传播圈畅通,从而加速自净。这样可以有效缩短事实澄清的时间,及时修正错误的认知,扭转舆论走向,加速反转或避免不必要的反转。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将“反转”作为一个完全消极的话语来讨论,至少从反转的结果来看,促进了在短期内一部分受众能够及时修正对某件事情的客观认知及评价。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舆论反转现象在当下的媒介技术环境中是必然的吗?社交媒体带来的真相生产的滞后性与用户介入与离场的即时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已经成为当下频发的舆论反转现象不可忽视的时代与技术背景。而对于舆论反转传播机制的探析,可以让我们找到阻隔真相浮现的因,从而推动我们达成追求真相的果。
二、异源同果:医患纠纷类舆论反转的传播机制
在社交媒体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传受关系转变为“信源(内容)—渠道(媒介)”的互动过程,这里暗含着舆论生态圈中关系与结构的作用。在现实经验和技术逻辑的指引下,在互联网技术与社会的协同演进中,社交媒体建构了嵌套性关系网络,网络节点在内容生产、交互、共享中自发地协同合作,个体力量在无限连续中聚合、放大、爆发,为社会中相对无权者赋予话语权与行动权[5]。这部分将以2016年的“纱布门”和2017年的“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为例,讨论舆论反转的传播机制,特别观照作为反转基础的首发信源存在的一致性问题。
“纱布门”的舆论是从谴责医生的恶反转到批评患者的无知或无理,反转的结果以突破某种大众常识和同情弱者的逻辑做结。但“榆林产妇跳楼事件”却与之相反。在此事件中,院方变成了反转前的舆论主导者,患者家属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看似不同的两个事件背后是否蕴含着相同的反转逻辑?这一部分将从首发信源、专业媒体与信源的关系、双方信息发布情况、社交媒体的渠道支撑以及专业意见领袖的发声等方面对两件事情进行梳理对比,从而思考首发信息为何难现真相,哪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舆论的反转。以专业媒体为核心,在“信源—渠道”的互动框架下,两个事件的信息传播机制所呈现出的关系与结构特点如表1所示。
表1 “纱布门”和“榆林产妇跳楼事件”舆论反转的传播机制比较
续 表
(一)片面与失衡:首发消息的事实瑕疵是舆论反转的基础
1.利己表达:事实瑕疵的首因
专业的新闻采编流程中,一条新闻需要多个信源之间相互验证,记者需要多方求证核实[6]。观察社交时代的医患纠纷舆论反转事件,首发消息通常来自其中一方,或医或患的利己化表达。这些表达往往以“权威”信源或“铁的事实”构成迎合受众常识的逻辑链条。这一逻辑链通常会被迫于时间压力的专业媒体首先采纳,奠定后续舆论的基调。
在反转前以患者声音为主导的纱布门中,受众最早对此事的理解是以患者一方提供的“事实”为依据,影响对事件定性的重要细节均有不实。家属称纱布是医生手术时“忘”在产妇腹中的,但后续调查表明,此操作是医生为挽救产妇子宫所采用的紧急措施。医生抢救时采用纱布止血,为保证止血效果,最后一针采用盲缝的方式。这一针挂住了纱布,若强行取出,可能会影响出血处的愈合。医院在手术后就针对这一情况向家属做了说明,并且家属当时对此情况表示了解并签字确认,但家属却谎称对产妇肚中的纱布毫不知情。可见,引发网友巨大情绪的“事实”——医生将纱布“忘”在产妇腹中并不属实。而患者及其家属的诉求非常功利简单,用“忘”建构医疗事故,从而获得高额赔偿。
在反转前以医院声音为主导的产妇跳楼事件中,事件发生后,医院连续发布两次情况说明,加之院方发言人两次接受媒体采访,四次回应中院方都坚称由于家属多次拒绝剖宫产,导致产妇难忍疼痛跳楼。其间,医院相继公布了《授权书》、《知情同意书》、《护理记录单》等,并公布监控视频“证明”产妇都“跪下”了,家属还是不同意剖。院方宣传科还继续补充证据称,产妇家属“一是认为手术可以增加医院收入,二是考虑到要生二胎”,“他们认为女人生孩子哪有不疼的”等[7]。这一看似完整的证据链在网上瞬间点燃了网友的情绪,对于产妇老公和婆婆的指责声铺天盖地,公众完全被这些“证据”误导。这些眼见为实的部分“证据”拼接出所谓的真相,医院希望通过这样的议题管理与引导来完成责任的转移,让公众关注“产妇为什么会跳楼”而不是“如何避免产妇跳楼”,突出疼痛是跳楼的原因,从而转移医院可能存在的监护不到位的责任。
在社交媒体时代,任何具有新闻生产能力的个人或组织都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引起关注与讨论。很多时候舆论反转就是在事实不完整、观点带偏见的首发信息中埋下了伏笔。综合两个案例来看,第一时间发出的利己声音奠定了反转前舆论高峰的基调,也决定了最初舆论讨伐的矛头会指向谁。
2.内容重组:专业媒体的助力与背书
带有事实瑕疵的首发信息得以快速地传播和扩散,离不开专业媒体的助力和背书。即使是社交媒体时代,专业媒体以其“专业”、“权威”标签占据传播过程的中心位置,其介入加剧了片面信息影响力的扩大。
《生活帮》对“纱布门”的报道存在许多不当的地方。第一,首期节目以患者一方的陈述为主导,在有预设立场的情况下暗访医院,整段9分钟的视频讲述了一个无辜患者的悲惨遭遇:发现腹中有异物,竟是医生“遗忘”在腹中的纱布。第二,节目通过不恰当的剪辑手段,拼接了对医院相关负责人的采访内容,有意引导观众接受错误的信息。第三,报道采用标题《蹊跷!产后腹痛难忍,啥原因?》,此标题用夺人眼球的疑问勾起观众的好奇心,引导观众作出背离事实的猜想。
在“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多家专业媒体在报道时以医院率先发出的声明为依据,默认产妇跳楼是由于家属多次拒绝剖宫产的“事实”,尤其是在医院公布产妇“下跪”视频后,“产妇多次下跪”、“跳楼产妇两次下跪求剖宫”等内容以确定性“事实”出现在多篇报道的新闻标题中,并在社交媒体上大范围传播,给了医院声明以第三方的“权威”注解,引起了网友的情绪共振,并激活了某种集体记忆,将事件的讨论更多停留在自我表达之中。只有少数媒体在“下跪”这一证据前加上“院方称”,为后续澄清事实留下了空间。是“下跪”还是“下蹲”,“含糊”的证据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新京报”就此事呼吁媒体应秉持基本理性,避免结论先于能自洽的靠谱证据而行[8]。
当下专业媒体处在一个亟须争夺受众注意力的时代,抢占新闻的时效性常与真相的滞后性形成矛盾。当真相变得扑朔迷离,爆款舆论的反转已成必然。无论是媒体还是受众,都需要保持在是非评判上的克制,将争论导向以证据对证据的理性对话,让受众兼听则明[9]。
3.信源失衡:涉事主体信息发布的不平等未能及时平衡偏颇舆论
片面,甚至失实的信息之所以能主导舆论走向,也是因为涉事主体信息发布的不平等,其中一方未能及时发布准确的事实信息以平衡偏颇的舆论。
“纱布门”中,在《生活帮》介入前,医院已与家属有过长达四个月的交涉,院方为解决此事做了许多努力,“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我们甚至一度盼着他们能到法院去告我们”[10]。这句话中透露出医院缺乏主动与媒体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当媒体报道后,医院虽及时发布了声明并回应媒体,但存在回应不当、引发误解的情况。院方声明中提及产妇家属趁医护人员不在私自划掉并损坏病历中知情同意签字,而家属拒不承认,对此医院称“没有证据,但是我们就是认定是她改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这一说法显得傲慢又无理。
而在“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与第一时间在微博发布声明的医院相比,产妇丈夫甚至还没有微博账号,双方信息发布能力的悬殊可想而知。直到舆论炸开了锅,家属才被媒体联系上。产妇丈夫首先否认医院的说法,称曾主动提出剖宫产,产妇生母出面证实,但这些简单的声明在当时并不能动摇带着巨大情绪的舆论声讨。
总之,涉事主体一方的消极回应或回应不当,只要没能及时形成医患双方平等的信息流动,就会为舆论反转留下空间和时间。
(二)扩散与对话:社交媒体平台是舆论反转的渠道支撑
社交媒体时代,受众不再仅仅依赖专业媒体,而是通过自媒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地获取信息并相互验证消息来源。整个舆论反转的过程,从片面失实的首发信息扩散,到失控舆论对真相的倒逼,再到各涉事主体的回应交锋、权威信源的信息补充与纠偏,都离不开社交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作为系统化的信息互动载体,提供着各种机会,亦存在着多重吊诡。
1.把关人缺失、情绪化宣泄形成早期舆论一边倒
社交媒体碎片化、低门槛、缺少把关人等传播特征使得关于某一事件的信息鱼龙混杂,受众常以片面信息为依据,任意解读、评判和转发,影响了最初的舆论走向。“纱布落在肚子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噩梦,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基于这种“事实”的评论非常容易失控。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带有强烈情绪的评论,各种各样的“标题党”、“蹭热点”的文章裹挟煽动性的情绪化表达。这些能够在同步互动中以话题为纽带引起大范围共鸣,让一件小事快速演化为社会焦点话题。“榆林产妇跳楼事件”马上让大家勾连起“恶婆婆”、“重男轻女”等价值标签与社会记忆,“不到怀孕生子,你都不知道自己嫁的是什么东西”这一评论引发了许多女性网友的共鸣,但在事实尚不明晰的情况下过早作是非评判只会加剧群体极化。
2.多信源共振、持续对话助力舆论自净过程
社交媒体给医生、患者、专业媒体、意见领袖、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对话的平台,跳出了最初“医+专业媒体”或“患+专业媒体”的小范围信息循环,将更多的主体进入讨论。一方面,补充了更多元且有利于还原真相的证据和信息;另一方面,通过专业意见领袖的科普和普通人的经验分享,在相互交流中借助理性对话从而形成自净,纠偏舆论导向。在这两个案例中,都出现了第三方专业意见领袖的声音,如“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烧伤超人阿宝”等。
(三)专业与权威:专业意见领袖的科普解惑是舆论反转的关键
新的事实信息的出现是舆论反转的关键和必要条件。在医患纠纷类舆论反转事件中,新的事实信息大多得益于专业意见领袖的科普解惑。
医院在当下的舆论场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纱布门”的反转更多地依靠医学专业意见领袖们的及时发声。“@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最早指责《生活帮》的报道偏离事实、误导公众,引导公众关注医院所发声明。“@丁香园”就此事向公众科普了凶险性前置胎盘的子宫切除率较高,医院能为患者保住子宫已十分不易,残留纱布同挽救生命、保全子宫相比,瑕不掩瑜,还发布了其他患者有宫腔内填塞纱布的救治案例。正是这些专业信息的出现,才使得民众更全面地了解前因后果,给舆论反转提供了关键参照信息。
在“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微博博主“@戴假发的南瓜”全程关注并较早地发现了医院声明中的问题。他发表的文章《产妇跳楼真相大白,医院撒谎了,但医院没责任》补充了中国前些年剖宫产率高达50%—60%,卫计委早在2013年就开始严控剖宫产,没有剖宫产指征医院不允许剖宫产等背景知识。这篇文章阅读量超过272万,较早地公布了接近事实真相的具体信息。这些信息冲击了民众心中“医院不可能拒绝破宫产”的刻板印象,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后续的事实澄清。
医学本身是非常专业的科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即使医学科普做得再完善,公众和媒体也很难具备直接理解某些医学知识的能力,如果没有专业人士以通俗化的语言和方式进行解读,造成误读似乎成为必然。医患纠纷类舆论反转需要来自医疗自媒体联盟专业且权威的声音。医疗系统需维护好与这些专业意见领袖的关系,尊重这一群体的独立性,在媒体和公众天然同情患者的舆论环境中,医疗自媒体联盟将成为平衡舆论的重要力量。
三、刻板印象:医患纠纷类事件中的社会记忆
沃尔特·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一书中引用了“刻板印象”并作出解释:人们对世界的错误观念,指事实上非理性的、刻板固执的态度[11]。大众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对构建刻板印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着整个社会的刻板印象,形塑着集体记忆。在媒体的报道框架中,医患纠纷大多呈现出“医强患弱”的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媒体里充斥着“看病难看病贵”、“过度医院”、“天价医药费”等内容,从而让受众形成对医院“强势傲慢”的刻板印象。媒体报道框架的成因依赖三个要素:首先,纠纷类事件的冲突性具有天然的新闻价值,医院日常的救死扶伤很少被报道,一旦有纠纷则会被迅速关注;其次,患者为了获得医院补偿的诉求会特别配合媒体而愿意表达;最后,医院本身对媒体有偏见,不屑于在专业领域与媒体对话,而呈现不愿说、不会说的状态,更助长了媒体与受众对于医院“因错失语”的印象。综上,基本可以解释“纱布门”舆论反转前的医、患、媒体的互动过程。
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舆论是“社会皮肤”或反映社会时事的“晴雨表”,反映着更深层的社会问题[12]。在此刻板印象形成的要素叠加过程,还有一种极端的现象,就是医院主动地、有选择地说之后,由于暂时的“证据链条完整”,并且医院处于权威、专业的状态下,整个舆论又会一边倒地选择“相信”。当然,在“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舆论反转前助力医院优势位置的刻板印象则是“婆婆重男轻女”、“医院不会拒绝剖宫产”等社会经验记忆。这些刻板印象会帮助受众迅速消除困扰事件理解的不确定要素,形成对于某个事件的笃定认知。
四、结语
舆论反转是媒体、公众、意见领袖、当事人持续对话的过程,纠正不实信息与因此而产生的错误认知,是舆论反转的积极意义所在。为保证整个传播链条良性循环,需要多方合力。第一,专业媒体作为舆论反转传播机制的核心,作为信源的把关者,要尽可能兼顾多方信源,核实已知信息,确保报道不背离真相。同时,还应保持对某一话题的深入关注,持续参与报道和讨论,如有必要需及时修正之前的报道内容。第二,作为不实新闻或信息的涉事主体,无论是患者还是医院,一定要及时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声音,利用好当下的社交媒体平台。只有双方的声音都能被听到,才能够及时平衡舆论。第三,医疗自媒体联盟的科普解惑在历次医患纠纷类舆论反转事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活跃发声是对媒体涉医报道的一种有效监督。需要注意的是,医疗自媒体联盟成员多为医生身份,在此类事件中更需维护好自身作为第三方的独立性和公信力。第四,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用户充分享有的传播自由与欠缺的媒体素养导致网络表达中的矛盾日益凸显。公众无论是作为信息源提供信息还是作为受众接收信息,务必留意信源属性与信息的准确性,要对真相保持应有的敬畏。
医患纠纷类事件往往会引发广泛的关注,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心理,让公众天然与患者站在一起。由于患者(家属)有更明确的利益诉求,他们也是更爱表达的一方,成为专业媒体的“易得性信源”。再加上公众心理支援的“加持”与当下竞争性环境中的“抢新闻”,即使有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性存在,也难免会出现一方声音主导下的新闻,从而助力舆论扩散,给反转奠定基础。
【注释】
[1]于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系主任,副教授。宋珍珍,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2]张华:《网络舆情反转现象中的“参照点效应”——基于对“大学生掏鸟窝获刑十年半”微博舆情的研究》,《新闻界》2016年第7期。
[3]这里的专业媒体指“professional media”,从事新闻生产的专业媒体机构(包括记者、编辑等专业人士)。
[4]张兆曙:《网络舆论的“反转”何以可能?——基于发生结构的视角》,《学海》2018年第4期。
[5]喻国明、马慧:《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0期。
[6]王景巍、周文韬:《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看新媒体时代新闻反转现象》,《记者摇篮》2016年第12期。
[7]《榆林一院发声:坠楼产妇家属为何坚持顺产?》,澎湃新闻,2017年9月6日。
[8]仲鸣:《产妇跳楼事件:“下跪”还是“下蹲”,责任完全不同》,《新京报》2017年9月6日。
[9]白剑锋:《媒体别成医患冲突“助燃剂”》,《人民日报》2016年11月8日。
[10]白剑锋:《媒体别成医患冲突“助燃剂”》,《人民日报》2016年11月8日。
[11][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喻国明:《网络舆情治理的基本逻辑与规制构建》,《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