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和流露的暧昧:“明星人设”的剧本

三、给予和流露的暧昧:“明星人设”的剧本

“剧本”被戈夫曼定义为“常规程序”,即表演主体在表演期间展开并可以在其他场合从头至尾呈现或表演的预定行动模式[9]。当大众在观看戏剧、电影时,他们往往能够明确地辨别清楚戏剧的虚拟性,认识到戏剧中的表演是有剧本可循的。演员的表演是一种有明确目标和意图的信息表达,戈夫曼称之为“给予”。而与“给予”相对的概念是“流露”。流露往往是脱离剧本的,身处后台时自然状态下的信息表达。因此,大众所观看到的形象多是舞台上的给予,很难见到处于后台时自然状态下的流露,因为这种不可控的流露可能会给明星带来“污名”。

加州社会学派认为,意义是潜藏着的,即人们绝不可能从讯息的表层捕捉到其中的意义。言语只是一个渠道,假如言语与听众搜索到的信息不吻合,那么,言语本身就毫无意义[10]。这里的“言语”和“听众搜索到的信息”即是给予和流露的关系。对于明星艺人而言,舞台和银幕是毫无疑问的给予,而在大众媒体时代,流露对大众是稀缺的。大众对于明星的了解往往局限于舞台和银幕上的角色,例如冯远征把“安嘉和”刻画得入木三分,而极少能了解其身处后台的状态。而社会化媒体使得大众“窥视后台”成为可能,反过来,当明星已知社会化媒体的“展示—窥视”结构之后,他们在社会化媒体上的信息表达将会越来越向给予的方向靠拢,从而越来越脱离流露。于是,产生了一种暧昧的状态——初衷在于建立、强化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媒体的舞台功能逐步凸显,看似漫不经心的信息发布,背后却是发布者深思熟虑、精心准备的结果。社会化媒体中呈现的信息——由于观众掌握剧本的难度增加,往往以流露的方式实现给予的功能与目的,两者之间的边界显得模糊起来。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体育明星的剧本问题。和舞台表演不同的是,体育比赛具有不可知性,并不存在编剧、导演来确定大结局,因此有人会认为体育明星并没有参与有剧本的演出。然而,体育比赛同舞台剧是具有本质上的共性的:第一,都是明星们(演员、运动员)的第一舞台,多数明星是在第一舞台获得成功后,才在社会化媒体这个第二舞台上获得观众与表演机会;第二,体育明星的比赛在一定规则、确定并了解参赛选手、确定观众的情况下进行,对于观众来说,结果的不确定性与观看戏剧的未知性是一致的;第三,如今越来越多的体育比赛被媒体、主办方或观众赋予强烈的故事情节,如“复仇”、“卫冕”、“联冠”,这本身就显示出体育比赛的戏剧色彩。因此,体育比赛亦可被视为演员(运动员)依据剧本(规则、对手实力强弱等条件)进行表演(体育比赛可能更突出偶然性)的戏剧。登上舞台表演成功(未必要最终获胜)的运动员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例如以“洪荒之力”成为“网红”的傅园慧,从而创造出第二舞台表演的机会,收获舞台下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