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太多，“人文”太少？试析很多人文学者不愿转向数字人文的原因
［丹］荷尔·波茨坦（Helle Porsdam）／著
杨 铮／译[1]
为了什么——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人们究竟为什么而生活？——这些问题只能在我称之为“宗教深度的思想和感受”上得到答案并发挥作用……但是斯诺（Snow）的特点在于他“相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统计学的”，他说，……在事关人类未来的实践智慧的意义上……
——利维斯（F.R.Leavis），《两种文化：论斯诺的重要性》（Two Cultures：The Significance of C．P．Snow，1962）
2011年3月2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特别活动中，苹果公司推出新款iPad 2。史蒂夫·乔布斯告诉听众，2010年已售出约1 500万台iPad。乔布斯推测，令iPad如此成功的原因在于iPad及其他所有苹果产品背后的认知态度：仅凭技术还不够，还必须与人文学科相结合[2]。
乔布斯当时没有提到所谓的“数字人文”[3]。“数字人文”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领域，不如说是“一系列趋同实践”。乔布斯可能已经这样做了，因为这个相对较新的学科是一个学习、研究和教学的领域，它关注的是数字技术和人文学科的交汇点。帕特里夏·科恩（Patricia Cohen）在2010年11月《纽约时报》关于“人文学科2.0”的系列文章中的其中一篇写道：“20世纪人文学科的历史可以被记录为一系列‘主义’——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一个富丽堂皇的知识圣殿，文学、政治和文化的各种解释由此传播开来。下一个创新点会是语言、历史还是艺术？不，是数据。”[4]现在，精于数字化的人文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开始研究当前技术如何改变我们对人文学科的理解，而不是寻找新的“主义”。
数据确实至关重要。大多数从业者都认同“数字人文”，关注方法是使用强大的新技术和过去人文学者无法获得的大量数字资料。有人认为，与数字人文一起，我们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我们的这个时代是“方法论时刻”，学者们会越来越多地收集和编录每天产生的潮水般的大量信息[5]。开创性的工作早已开始，但我在人文领域的许多同事（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却仍然没有意识到数字人文会带来什么。例如，很少有人知道哥本哈根大学人文学院以及丹麦其他一些教育和文化遗产机构已加入建立数字人文实验室（Dig Hum Lab）[6]的行动计划，以便为全国提供服务。预计丹麦科学技术创新局将从2011年或2012年开始为数字人文实验室提供为期五年的资金，该实验室将协同发展人文学科中的国家研究基础设施。数字人文实验室将成为DARIAH（艺术与人文数字研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德国和法国合作的大型项目，得到欧盟及一些其他欧洲国家的官方支持[7]。在美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也是使用数字媒体的新兴领域。几年前，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与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加拿大、英国的机构合作，对“挖掘数据挑战”（Digging into Data Challenge）计划给予拨款，旨在推动数字化研究。正如NEH数字人文学院办公室负责人所说，“技术不仅使天文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研究更富有效率，而且使科学家们能够实施以往根本不可能设想的研究”[8]。
数字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之一是“文化基因组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人类文化基因组进行探索。首先有基因组学、人类基因组的测绘，然后有蛋白质组学、人类蛋白质的测绘，现在还有文化基因组学、人类文化的测绘。这一观点发表在2010年12月的《科学》杂志上[9]。正如化石告诉我们生命进化的事实一样，书中的文字有助于讲述人类的历史。
在获得了访问谷歌图书权限并对1 500余万册图书进行数字扫描后，哈佛大学的科学家团队发现了某些模式——记录涵盖6个世纪和7种语言的各种人类文化。其目的是从进化生物学中借鉴数学方法（一种称为n-gram的数据库分析技术）来分析几个世纪以来发表的词汇的增长、变化和衰落，从而使得大范围内对文化演变进行研究成为可能。谷歌此后发布了这个数据库，使得公众可以与研究人员一起探索人类的文化基因组。该项目最初面临一个严重的障碍。谷歌图书的大部分内容受版权保护，而由于卷入了一起由图书出版商和作者提起的集体诉讼[10]，因此法律无法确保能够合法阅读图书的相关内容。但n-gram数据库技术的使用，使得哈佛团队不必实际阅读就能够对数字化书籍进行定量研究，而这不会违反版权法——至少目前的情况如此。
对于“文化基因组学”的案例，技术创新“赢了”——知识产权法被规避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就像数字人文作为一个整体，文化基因组学是对人文学科的唤醒。正如谷歌数字人文计划的负责人、计算机科学家约翰·奥温特（John Orwant）所说：“有一种新的研究风格可以补充传统风格。”[11]至于人文学者和作家对文化基因组学的反应，数字人文和数字媒体总体而言也有不同反应：有些人热情洋溢地回应，有些人则认为所有关于n-gram数据库和其他“用技术说话”的想法都应该禁用于人文学科领域。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分析部分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持怀疑态度的原因。重点将放在研究方面——数字人文将改变我们思考和研究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人文学者感受到或有时表示出的抗拒，大多与数字人文带给研究的潜在影响有关。我们大多数人都意识到，教育以及传播和普及数字人文会带来巨大的益处。只是数字人文的支持者对研究提出的一些更宏大的主张，人文学者可能心存困惑。虽然论述新技术对沟通、协作和教育在各个层面产生影响的文章为数不少，但只有少数作者关注技术如何改变学术研究这一问题。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将介绍关于数字人文的部分定义——是什么以及成为数字人文学者意味着什么。在过去的几年里，“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之间似乎有着散漫的转换。根据《数字人文宣言2.0》，人文计算的第一波浪潮是定量的——计算技术被用于传统的人文学科。在这波浪潮中，人文学科被技术／数字引导或修改。但随着第二波数字人文浪潮的出现，愿景和倡议来自人文学科。“关键词是定性的、解释性的、经验性的、情感的、生成性的，数字软件服务人文学科的核心方法的优势在于：关注复杂性、中等特异性、历史背景、分析深度、批判和解释。”[12]
就抗拒皈依数字人文而言，正是由于这种散漫的转变，问题才真正开始。新技术仅用作工具，它们就会有很大帮助，因为它们没有大幅度地挑战传统的思维方式。然而，随着数字人文的实践展开，我们不再谈论处理和统计分析大量文本，而是谈论数字技术在人文学科领域产生的变化。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将回顾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斯诺和利维斯两位学者关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争论。在当代关于数字人文利弊的争论中，有一些回声和反响。关于那个古老而著名的辩论，我希望通过概述什么是“利维斯／斯诺之争”来澄清一些潜在的问题。
在我的论文的第三部分，我将回到当代，提供自己对这一情况的总结。我的论点是：未来数字人文学科可能会对人文学科研究作出非常重要的贡献——只要我们不忘记数字人文学科的人文学科部分，不过于夸大数字部分及其所有可能性，以至于忘记了人文学科的核心优势。这是利维斯对斯诺的论证——他对技术的热情既没有留下时间也没有留下空间来进一步思考，最好地表达人文学科的价值观。斯诺在他的演讲中提到，人文学者对自然科学的态度非常消极，这种消极态度使得这些学者无法也不愿相信技术进步。对此，利维斯回应：这种对当代重大新技术突破的抗拒如果只与他们自己有关，那就听之任之吧。但是，当这种抗拒蔓延到不理解现代技术有可能改善全球并不富裕人民的生活条件时，那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正如我所看到的，斯诺和利维斯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提出了充分的论据，每一项都是正确的。我们忽视了他们在这个危险时代的建议：数字人文学科可能赋予我们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倡导数字人文的最终愿景是进一步发展，进而创造，不亚于第二次文艺复兴。这可能过犹不及，但我们至少应该准备好悉心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