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印象:医患纠纷类事件中的社会记忆

三、刻板印象:医患纠纷类事件中的社会记忆

沃尔特·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一书中引用了“刻板印象”并作出解释:人们对世界的错误观念,指事实上非理性的、刻板固执的态度[11]。大众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对构建刻板印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着整个社会的刻板印象,形塑着集体记忆。在媒体的报道框架中,医患纠纷大多呈现出“医强患弱”的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媒体里充斥着“看病难看病贵”、“过度医院”、“天价医药费”等内容,从而让受众形成对医院“强势傲慢”的刻板印象。媒体报道框架的成因依赖三个要素:首先,纠纷类事件的冲突性具有天然的新闻价值,医院日常的救死扶伤很少被报道,一旦有纠纷则会被迅速关注;其次,患者为了获得医院补偿的诉求会特别配合媒体而愿意表达;最后,医院本身对媒体有偏见,不屑于在专业领域与媒体对话,而呈现不愿说、不会说的状态,更助长了媒体与受众对于医院“因错失语”的印象。综上,基本可以解释“纱布门”舆论反转前的医、患、媒体的互动过程。

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舆论是“社会皮肤”或反映社会时事的“晴雨表”,反映着更深层的社会问题[12]。在此刻板印象形成的要素叠加过程,还有一种极端的现象,就是医院主动地、有选择地说之后,由于暂时的“证据链条完整”,并且医院处于权威、专业的状态下,整个舆论又会一边倒地选择“相信”。当然,在“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舆论反转前助力医院优势位置的刻板印象则是“婆婆重男轻女”、“医院不会拒绝剖宫产”等社会经验记忆。这些刻板印象会帮助受众迅速消除困扰事件理解的不确定要素,形成对于某个事件的笃定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