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研究引发的方法论创新
数字人文是最近20年来逐渐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学术研究领域。根据目前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数字人文研究起源于意大利耶稣会修士罗伯特·布萨1949年起和IBM合作开展的语词索引项目。这一将计算机技术引入人文研究的取向被称为“人文计算”[21]。到2004年,“数字人文”术语取代“人文计算”[22]。目前,数字人文研究在国内外均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这和日益发展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密切相关。
数字人文研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在传统人文研究领域的应用,它是媒介技术驱动的一次学术生产方式变革[23]。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种文化[24]的区分中,人文学科通常指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具有悠久传统的研究领域,它们出现的历史要远远早于现代自然科学和实证取向的社会科学(狭义的)。在研究方法上,虽然人文学科也强调逻辑和理性,注意对文本材料和日常经验的细致分析,但是更重视直观体验和思辨演绎。在自然科学取得绝对优胜地位以前,对人文学科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定量统计方法是不适合人文研究主题的一类方法。也正是因为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巨大差异,“人文计算”自出现开始就面临巨大的争议[25]。很多学者认为,人文计算所能处理的不过是作为字符的人文资料在统计学上的一些特征的汇集,例如对一位作家所有作品的词频分析可以发现其用词的特点,最多可以发现该作者的某些写作风格。计算机不能理解人类的情感,也无法对文本内在的意义进行释读,这决定了数字人文只是人文研究的很小的分支。但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虽然数字和逻辑计算依然还是计算机网络的工作原理,但是,在更高的应用层面,计算机已经能够将绝大多数文本、图像、声音、影像数字化,并能够对其进行操作和处理。除此以外,计算机能够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对现实事物进行建模,按照理想状态来建立事物演化的模型。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达到能够创作文学、艺术作品的程度。人文学者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的领域可以应用计算机工具。数字人文的兴起使得人文学科研究的面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不仅如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数字人文研究至少在三个层面实现了创新。
第一,它在似乎最不可能的传统人文研究领域引入了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理解和诠释是人文学科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只要能够搜集到足够的研究资料(通常是各种文字记载的文献),一个学者就可以通过系统的阅读来梳理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思想内涵和发展历史。在把握特定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后,研究者可以在综合分析和逻辑演绎的基础上发展前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理解。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依然是定性的,很少采用调查问卷的量化形式。数字技术使得获取资料更加容易,检索和汇总文献更为便捷,通过文献计量工具快速把握研究领域的热点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行为。随着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提高,针对大量文本的处理,甚至是语义的理解也变得可能。数字技术也使得人文学者和计算机科学家紧密合作,开发出更为易用和强大的软件工具,突破了仅仅处理文本的局限。诸如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历史场景复原与建模等极大地拓展了人文研究领域,使得人文研究有可能将研究中心聚焦于更为重要的人文议题而不是繁琐的考证。
第二,借助数字技术,人文学科的研究日渐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开放,实现了学科间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使得人文学者有可能摆脱单一学科的限制走向多学科乃至跨学科合作的方向。在数字人文研究的影响下,更多的交叉学科出现,原有的交叉学科也得到加强。交叉学科的出现模糊了学科的边界,使得原先较为纯粹的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界定的学科变得更加包容。这一发展方向已经在很多领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既然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都有融合的可能,那么在三种文化中介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社会科学必将更为开放,在方法论上区分实证与诠释的壁垒也就日渐消失。学术研究实践也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都与自然科学不断开展合作以应对更多的民族国家和全球的政治、经济、环境难题。
第三,数字人文研究已经开始突破学术领域的疆界,将自身界定为走向公共领域的实践。即使在目前的一般理解中,学术也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是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专家和学者才能从事的工作。对普通公众而言,他们不是知识的创造者,最多是知识的学习者和实践者。因为这一理解,很多严肃的学者将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普通公众排除在学术领域之外,学术研究成为一个封闭的场域。这种知识生产模式已经受到挑战,而数字人文学者的努力构成了开放学术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将学术设想为由社群合作伙伴、文化机构、私营机构、非营利机构或政府机构共同参与的活动,数字人文能够扩展人们对‘学术’和‘公共领域’的概念的理解,……基于这种拓展的‘学术’定义,数字人文学者能够做到的事情之一是将社会公正和公民参与问题推到最前线。他们可以采用一些将公民纳入学术事业、引领学界走向拓展的公共领域的方式来振兴文化记录。基于这种理念的学术将会从根本上变得富有应用性:它利用人文学的知识与方法来提出新的问题,设计新的发展可能性,培养重视人类文化记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的公民学者。”[26]这一理念正是“超学科”方法的重要取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