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盗陵
尽管历代皇帝想尽办法采取各种防盗措施，但在历史上，盗挖帝王陵墓的行为一直没有间断过。
帝王陵墓中随葬了太多的珍奇异宝。据史籍记载，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品在汉武帝尚在世的时候就多得装不下了。地下有如此多的财富，再严密的防盗措施也抵挡不了盗墓者的贪欲。例如1986年，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完毕，考古工作者在秦公一号大墓中共发现盗洞达270余个之多，盗洞的年代自汉代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盗挖帝陵的行为开始早，规模大，而且持续不断，一直延续到现在。
陕西凤翔的秦公一号大墓共发现盗洞达270余个之多
（摄于2015年8月1日）
多种史籍记载秦始皇骊山陵多次遭遇破坏和盗挖
（摄于2011年7月27日）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其陵墓位于陕西西安临潼区城东5千米处的骊山北麓，规模宏大。
根据史籍记载，秦始皇陵地宫历史上遭遇过多次破坏：
《史记》和《汉书》都记载有“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可见项羽攻入关中后，曾大规模破坏秦始皇陵，不仅将地面建筑毁于一旦，还挖掘了地宫。《水经注·渭水》则记载：“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说是有一个牧羊人在秦陵附近放羊，一只羊掉入地洞，牧羊人打着火把到地洞中去寻找，不料竟然走进了秦陵地宫，引发大火，秦始皇陵再遭劫难。
之后，在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之际，也屡传盗挖秦陵的事件。
不过，一些考古工作者经过多年的实地勘察研究，认为秦始皇陵只遭到局部破坏，地宫保存基本完好，未遭严重破坏和盗掘。历史的真实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西汉的12位皇帝去世后，除1位被废外，其余11位都埋葬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周围陪葬大量的皇亲国戚和文臣武将。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看重墓葬规格的朝代，据《文献通考》记载，汉朝将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用于帝陵营建，国家的相当一部分财富被带入地下，这也导致这些帝陵的灾难在自己的王朝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到来。据《汉书·张汤传》记载，汉武帝在位的时候，就发现“有盗发孝文园（汉文帝霸陵）瘗钱”的行为，丞相严青翟与御史大夫张汤不得不在朝堂上给汉武帝谢罪。西汉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汉宣帝听闻有人见到了汉武帝陵墓中随葬的《杂经》和金箱，惊异不已。据《汉武帝内传》记载，当时：“宣帝大怆然，惊愕，以经付孝武帝庙中。”
西汉灭亡后，对西汉帝陵的盗挖进入肆无忌惮的阶段。据《汉书·王莽传》记载，赤眉军“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后汉书·刘盆子传》对赤眉军的这次盗墓做了更为详尽的记载：“盆子乘王车，驾三马，从数百骑……发掘诸陵，取其宝货。”他们甚至“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晋书·索传》记载：“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也就是说，数万士兵“大掠”之后，陵中的陪葬品还没有搬走一半。直到三百年后的西晋时，陵中的珠玉还没有被盗完。
汉帝陵随葬品丰厚，历史上对其的盗挖肆无忌惮（摄于2018年7月23日）
东汉14位皇帝，有11位葬于洛阳以东的北邙山上和洛阳城南。《三国志·魏书》记载，东汉初平元年（190年），权臣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离开洛阳前，他组织人马挖掘了东汉帝陵，“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后来，袁绍指责董卓“焚烧宫室，蒸乱宫人，发掘陵墓，虐及鬼神”。
三国时期，盗墓之风愈刮愈烈。为了解决粮草之需，曹操竟然在军队编制中设立了“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之职，专门负责挖墓，“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洛阳一带的东汉帝陵自然难逃厄运。
两晋时期也是盗墓活动的高潮期。因三国两晋时期的帝王实行薄葬，陵墓不封不树，故盗墓者无从下手，都把目光盯在过去的帝陵。《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述了当时的情形：“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这一时期，前代帝陵遭盗掘严重。
进入南朝后，由于经济发展，帝陵规模变大，导致盗挖现象频繁，例如陈霸先万安陵的盗挖。
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原为梁朝的将领，在平定侯景叛乱中崛起，后因与征东将军王僧辩发生冲突，陈霸先袭杀了王僧辩，完全掌握梁朝大权。不久废梁帝自立，国号陈，是为陈高祖。但陈霸先称帝三年后便去世，葬于建康（今江苏南京）附近的万安陵。据《北史·孝行传》记载，陈朝灭亡后，王僧辩之子王颁，纠集其父旧部，夜掘陈武帝陵，剖棺焚尸。
温韬几乎把关中一带所有的唐朝皇陵都给掘开了（摄于2017年7月23日）
唐朝共有20位皇帝（不含武则天），除昭宗李晔葬河南和陵、哀帝李柷葬山东温陵外，其余18位皇帝的陵寑都在西安汉朝帝陵以北的北山各岭，号称“关中十八陵”。据载，除乾陵之外的17座唐帝陵都已被盗掘。唐朝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曾调集40万士兵在梁山西侧挖掘，试图盗掘乾陵，最终却连乾陵的入口都没有找到，只在梁山上留下了一条40米深的“黄巢沟”。
盗掘唐帝诸陵最为疯狂的盗墓贼当属唐末五代时期的节度使温韬。温韬利用在陕西担任耀州节度使之便，几乎把关中一带所有的唐朝皇陵都给掘开了。
温韬盗掘唐帝陵之事，不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明确记载。《新五代史·温韬传》载曰：“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资治通鉴》也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在关中地区的诸多唐陵中，只有乾陵没有遭到温韬的毒手，这归结于乾陵的坚固和异常的天象。宋人程大昌在《考古编》中称：“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就是说，温韬在准备盗掘乾陵时，刚巧遇上了狂风骤雨、电闪雷鸣的天气现象。温韬害怕自己的盗陵之举忤逆天意，从此放弃了发掘乾陵的念头。尽管如此，温韬还是给关中周边的帝陵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大量珍贵的文物被毁。可以这样说，温韬是中国盗墓史上危害极大的一个盗墓者，罪在千古。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中原地区王朝不断更替，前后有梁、唐、晋、汉、周五代。南方地区则出现至少十个割据王国。这一时期，帝陵散落各地，大多被盗。例如十国中最大的南唐政权，先主李昪的钦陵和中主李璟的顺陵，尽管文献记载不详，但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被盗。20世纪50年代，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对南唐二陵进行发掘清理时，在钦陵地宫墓顶和墙顶发现多个盗洞。当年随葬的金银珠宝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只剩下少量陶俑和玉哀册等。
宋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但宋陵规模却相对不大。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几个皇帝生前不预建寿宫的朝代，这几个皇帝不仅在去世以后才卜址挖穴，而且规定工程要在七个月内完成，故造陵比较仓促，这也容易留下安全隐患，比如，地宫的位置太过明显，陵冢规模也不大等，这些先天性缺陷，导致宋陵极易被盗。
北宋灭亡后，北宋的济南知府刘豫投降金国，被金人扶持为（伪）齐帝。据载，刘豫有一次发现一军士在出售玉注椀，经过对军士的盘问，得知为宋陵的随葬品。这引起了刘豫盗陵取财的想法，于是，他专门设置了一个称为“淘沙官”的盗墓官职，遍掘河南巩义宋帝诸陵，将陵墓中的随葬金银珍宝全部掠光，据载宋哲宗的尸骸还被胡乱地扔在荒野上。直到岳飞收复朱仙镇时，派人整修了诸帝陵，宋帝骸骨才得以掩埋。
金及伪齐政权遍倔巩义宋帝诸陵，甚至抛尸荒野（摄于2011年10月18日）
蒙古铁骑的肆意破坏，使西夏王陵残破不堪（摄于2012年7月13日）
金代帝陵在明朝两度遭遇官方的大规模破坏，毁坏殆尽（摄于2016年8月8日）
南宋诸帝虽然定都南方的临安（今浙江杭州），但因心怀收复北方失地、光复祖宗旧业的梦想，故去世后虽在绍兴觅地安葬，但均未大造陵寝，遗体只做浅埋，名曰“攒宫”，以便日后归葬巩义祖陵。但南宋灭亡后，诸帝陵很快便遭了殃。
据《元史》《明史》及《南村辍耕录》与《癸辛杂识》等文献记载，元初至元中后期，江南释教总摄杨琏真加，率众遍掘南宋帝陵，搜取随葬财宝，并暴诸皇帝尸骨于荒野，南宋诸帝陵寝无一幸免。这帮人盗掘宋理宗赵昀的永穆陵时，打开棺椁，发现赵昀遗体尚未腐烂，状如安睡，棺底垫着织锦与竹丝细簟。盗贼们搜光棺中宝物，还倒悬起赵昀尸体，以沥出腹中防腐的水银。后来，杨琏真加还割取赵昀的头骨，将其加工为饮器。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辽朝帝陵分布在今内蒙古赤峰北部和辽宁锦州北镇两处。辽灭亡后，辽朝帝陵首先遭遇金朝的破坏，以后又遭遇多次盗挖。辽圣宗永庆陵在民国时期被发现，民国19年（1930年），热河军阀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勾结一伙人盗挖了辽圣宗庆陵内的东、西二陵，运走了永庆陵的哀册若干方。之后，日本人也借考古之名，对永庆陵进行实测、摄影、壁画临摹，并盗走了一部分文物，使庆陵东、西二陵遭到彻底的破坏。
西夏帝陵坐落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部的贺兰山麓，共有九座帝陵。由于西夏末期，与蒙古发生多年战争，战火殃及陵区，西夏国亡后，又遭受蒙古铁骑的肆意破坏，加上长期的民间小型盗掘活动，使西夏王陵地宫残破不堪。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靖康元年（1126年）灭北宋后，金朝迁都中都（今北京）。金代帝陵位于今北京的大房山，形成北京最早的帝王陵墓群。但金代帝陵在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三年(1623年) 遭遇明朝官方大规模地毁坏，地宫被掘开，毁坏殆尽。
元朝由于一直保留着秘密下葬的习俗，下葬后不起坟,无任何标志，因此无法确认帝陵的真正所在地点，所以元朝帝陵应该没有遭遇盗掘。
明朝立国以后，太祖朱元璋在大都（今北京）命人找到了宋理宗的头颅，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以帝王礼葬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凤台门外，第二年又命人将理宗的头骨归葬绍兴永穆陵旧址，其余的南宋帝陵也得到了修缮。
明朝帝陵是我国历代帝陵中遭遇劫难最少的，除明定陵是因考古研究而被发掘外，其他明朝帝陵均未被盗掘。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虽一度占据北京，但在北京十三陵只是焚毁了定陵的殿庑及康、昭二陵的明楼等，并未挖掘明陵地宫。
清朝与明朝之间早先屡有战事。但清军入关之后，需要汉族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因此，清朝定鼎北京后，为巩固统治，就打起了为明朝臣民报君父之仇的旗帜，以礼改葬崇祯帝及其皇后，并实施保护明陵的政策。所以，终清之世，明朝帝陵并未遭遇大的破坏。中华民国建立后，政府也对明朝帝陵采取保护政策。同时，明朝帝陵多选在首都近郊，盗陵者也难以下手。
清朝灭亡后，军人、土匪等都参与了对清陵的盗挖（摄于2012年7月8日）
清朝入关后，帝王陵墓群一改历朝历代皇陵聚建一地的传统，形成了分葬两处的特征。加上关外的努尔哈赤福陵、皇太极昭陵，共有三处陵墓群。
清朝灭亡后，由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地处偏僻乡野山林的清陵，保护不易。加上清陵的宝顶规模小，地宫深度浅，使清帝陵容易被盗掘。
清朝帝陵最大的盗挖祸首就是名噪一时的“东陵大盗”孙殿英。孙殿英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1928年，他以军事演习为名，赶走守陵人，切断交通，然后派兵分头盗挖裕陵与定东陵。据载，乾隆裕陵地宫有4道石门，工兵设法打开了前三道门，但最后一道石门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于是工兵对这道门施行爆破。士兵们进入地宫后，发现地宫内积水很深，巨大的棺椁浮在水上，离开宝床，顶住了石门。地宫中，有乾隆皇帝与两位皇后、三位皇贵妃的棺椁。盗陵官兵将棺椁打开，又遍搜地宫，将随葬的珍宝抢掠一空。
清光绪帝崇陵盗挖发生在1938年秋。当时，日本军队侵占易县县城，清西陵的八旗护陵兵闻风逃散，一伙身份不明的盗墓贼乘机盗陵。他们顺着崇陵哑巴院的影壁墙向下挖，被金刚墙挡住去路后，就沿着金刚墙向下挖掘，再向上，进入隧道劵，顶开石门，来到崇陵地宫。盗墓贼大肆劫掠崇陵地宫之中的随葬珍宝，还用斧头把光绪的棺椁砍了一个大洞，把光绪帝的遗骨从棺中拖出，崇陵地宫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到了1945年，时局动荡，清东陵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盗匪乘机纷纷重新操镐，甚至荷枪实弹，明火执仗地盗掘清东陵里的多处墓穴。康熙帝景陵、咸丰帝定陵、同治帝惠陵相继被盗。
这次被盗陵寝之多，损失之惨，比孙殿英那次盗陵更为严重。
盗墓是中国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正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里魏文帝曹丕所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从动机来看，盗墓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复仇心理的盗墓，一类是为财富所驱使的盗墓。此外，为了研究历史或保护陵墓也会开挖帝陵，当然，这就属于考古的范畴了。
考古和盗墓是截然不同的。简单来说，考古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陵墓，发掘所得的文物也都属于国家，而盗墓是为了个人的非法利益。盗墓者对陵冢的野蛮挖掘，不仅使陵寝建筑本身遭到破坏，更使地宫中的珍宝由于挖掘不慎而被损坏。有很多盗墓贼甚至在盗墓后残忍地将陵冢付之一炬，这是对逝者的不尊重，更会导致众多有价值文物的流失，令国家历史文物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
帝陵遗存是民族的瑰宝，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一经破坏，不可再生。对此，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陵墓维护、管理和防范的力度，加大对盗墓和贩卖文物行为的严厉打击，另一方面，也应加强对公民的文物保护教育，培养全社会对文物的保护意识。
我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实行的厚葬制度造就了众多宏伟的帝王陵寝，它们就像一个个文物仓库、一座座地下博物馆、一段段历史故事集。我期望人们能够在感受陵寝的建筑之美、山水之美，“发思古之悠情”的同时，品味帝陵文物的巨大魅力，懂得文物的重要价值，在寻古探胜中达到增长知识、引发思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