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寝概况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都达上百，本章重点介绍几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的王陵情况。
根据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王陵一般也都建在都城之内或城郭附近。
晋国是春秋时期重要的诸侯国，据传是周成王“桐叶封地”而形成的，都城原在今山西太原附近，后来迁都晋南翼城、曲沃、绛县、侯马一带，因此，除晋开国君主唐叔虞的陵墓在山西晋源区外，其他陵墓主要分布在晋南。春秋早期的晋国王陵主要位于今山西省曲沃县曲村、北赵、毛张和翼城天马村一带，这里埋葬着包括晋文侯在内的多代晋侯，此处晋侯陵墓多为“甲”字形，由墓道、墓室组成，随葬品以玉器数量最多，但以青铜器最为重要，还有礼器、车马器、兵器等。而晋献公、晋文公和晋灵公等晋君的陵墓则分布在今山西省绛县东部的南樊、卫庄、磨里一带，并留有高大的封土。春秋后期的晋国王陵应在春秋晚期晋国都城新田，即今山西省侯马市西北郊，汾、浍河交汇处的遗址内，目前已进行部分挖掘。
春秋时期晋国王陵主要分布在晋南，由于迭遭盗掘，如今只剩下荒草残冢（摄于2020年8月1日）
吴国为春秋后期强国，为周太王时期“泰伯奔吴”而形成的诸侯国，都城早期在今无锡，后迁今苏州，故早期的泰伯陵位于现在的无锡梅村，其余吴王陵应主要葬在苏州城郊。近年考古勘察证实春秋吴王陵区大约在位于今苏州城西部的诸山中，《越绝书》除记载阖闾墓在虎丘、王僚墓在俾犹外，还记载了苏州郊外四座不知名的吴王陵。多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也在苏州西部诸山中发现了多座春秋吴国大墓，尤其是1994年发掘的浒墅关真山大墓，凿岩为穴，封土略呈覆斗状，大墓虽遭破坏性盗挖，但还是出土了玉石器、原始青瓷盖罐、贝及漆器等随葬品。对残存的葬具漆皮分析，竟为七棺二椁，此墓葬属于春秋中晚期，根据其巨大的规模、多重棺椁、玉面饰和珠襦玉甲的使用，表明墓主等级很高，当为吴国王室墓葬。
越国据传是夏少康庶子无余被封于越以守禹冢而形成的诸侯国，为春秋后期强国。越国先后多次迁都，包括今诸暨、绍兴、苏州、琅琊等地，越国王陵至今尚未完全发现。1996—1998年，在今绍兴市西南兰亭镇木栅村南的印山顶上，发掘出一座越国王陵，这是迄今为止经正式发掘并被确认的第一座春秋越国王陵，为一座带宽大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岩坑木椁墓，木椁呈“人”字形，木棺则是由独木雕凿而成的大型独木棺，极具地域特色，专家认为可能是春秋时期越王允常陵墓。
吴国先祖泰伯草创勾吴小国，其位于无锡梅里的泰伯陵万世景仰（摄于2010年 7月1日）
宋国也是春秋五霸之一， 始祖为微子启，他是商纣王庶兄，因屡次规劝纣王不听而逃离。商朝灭亡后。周公封微子启于商丘，开启宋国历史。宋国王陵在今河南省商丘市旧城区西南一带。因年代久远，又地处黄泛区，早已被埋在黄河淤泥层下，现只存河南商丘故城西北的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等三公王陵的“三陵台”及河南睢县的宋襄公陵，“三陵台”陵冢高耸，古柏森森，宋襄公陵也修缮一新。
魏、赵、韩是“三家分晋”形成的诸侯，位于新郑的韩王陵规模宏大
（摄于2017年7月29日）
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临淄田齐王陵绵延相连，封冢高耸
（摄于2016年10月12日）
春秋战国时期秦王陵主要分布在陕甘一带，这里留有强秦先祖的足迹
（摄于2015年8月1日）
荆州城北“熊家冢”发现的楚王陵规模最大，陵园布局最完整
（摄于2016年10月4日）
战国燕王陵葬于燕下都城内西北隅，说明当时燕国仍遵古制
（摄于2016年8月8日）
战国七雄中魏、赵、韩是从晋国分离出来的，魏国始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从安邑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据说，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的陵墓在今山西孝义北。魏国在第三代君主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因大梁地势低平，不便于建造陵墓，于是把魏国王陵建在大梁周边。据载，魏惠王陵墓在开封西边中牟官渡镇，如今荒丘犹存。其余的战国魏王陵在今河南辉县和卫辉一带，据载，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今河南新乡辉县市固围村东的三座战国中期魏王陵进行发掘清理，但墓主尚待考。战国晚期魏王陵在今河南新乡卫辉市西南的汲城村，其中以魏安釐王陵最为著名。据载，西晋时期，魏安釐王陵被盗，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这些竹简记载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称为《竹书》或《竹书纪年》，被誉为我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战国赵王陵位于今河北邯郸西北紫山东麓的丘陵地带，现存陵墓分踞五座山丘之上，五座陵台西南起自邯郸县周窑村，东北至永年县温窑村分布排列，其中，在邯郸县境内共三大陵丘，另两座在永年县。赵王陵依山而建，气势恢宏，虽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损坏，其陵台、陵墓封土、神道等依然保存十分完整，是目前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战国王陵。据推测，赵王陵中五座陵台七个封土高大的陵冢可能是赵敬侯、赵成侯、赵肃侯、赵武灵王、赵惠文王、赵孝成王、赵悼襄王七个赵王的陵墓，不过，这一推断还需考古再发掘和专家论证。此外，在山西灵丘等处也有一座赵武灵王陵。
韩国是战国时期的弱国，公元前403年，韩国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后，建都于阳翟（今河南禹州）。韩哀侯灭郑国后，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因此，战国时期的韩国王陵基本都位于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周围，此地处于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只有东部的一部分是平原地区，通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已发现多处大型韩王陵墓群，分布在今新郑的辛店镇许岗村，观音寺镇王行庄村、柳庄村，城关乡苗庄村、暴庄村、胡庄村，梨河镇宋庄村、庄村，新村镇七里井村等地，墓向均为南北向。据传，韩昭侯陵在今河南宜阳韩城乡的秦山上，从遗留文物看，有一定规模。不过，专家认为，韩昭侯时期都城在新郑，韩昭侯是否会葬在秦韩两国激战的宜阳，有待考证。
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始祖为历史上享誉盛名的姜太公。齐国在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区）建都，先后经历了“姜齐”和“田齐”两个世系。姜齐王陵大多在齐都镇临淄故城内或周围，在河崖头村，现已勘探出多座大中型墓，其中一座大墓结构独特，规模宏大，有大批殉马，推断为齐景公墓。田齐王陵则在临淄故城东南的齐陵镇牛山一带，在田齐八代国君中，除第一代君主太公田和和末代君主田建未葬此处，其余六王均葬在此。太公田和陵在今山东青州市北20千米的普通店。齐陵镇的田齐王陵分为东西两处，东为“二王冢”，西为“四王冢”，都是方基圆坟。二王冢位于临淄区东南鼎足山麓，传说是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和齐景公之墓，但专家有异议。四王冢位于齐临镇淄河村西南，依山而立，东西并列，传为战国时期的齐威王、齐宣王、齐缗王和齐襄王。
秦人发祥于甘肃省陇南地区，后不断向东发展，都城也随之迁移，王陵区也经历了由西向东的历程。春秋早期秦国国君陵墓均在今甘肃陇南礼县大堡子山坡，此处陵墓密集，但盗墓严重。春秋中期及战国早期的秦王陵在今陕西凤翔南指挥乡一带，此处为秦朝都城雍城附近，陵区规模宏大，墓冢地面上均无封土，部分墓室顶部有建筑遗迹，此处埋葬着自秦宪公起至出子为止的22位秦国君主，王陵区内最大的墓葬为秦公一号墓。战国中晚期的秦王陵在秦都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和咸阳附近，此时秦国王陵开始实行冢墓形制，从此冢墓越修越大。其中栎阳为秦献公和秦孝公陵区，咸阳则有秦惠文王至秦始皇之间的秦王陵墓。
楚国历史上多次迁都，自熊绎受封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建国后，先后迁都纪郢（今湖北荆州江陵区西北）、陈（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等地，其中在纪郢的时间最长，自楚文王迁纪郢到楚倾襄王迁陈，楚在此建都历20王，计400多年。据史籍记载和考古论证，春秋战国时期的楚王陵应在今荆州市江陵区古纪郢外的八岭山和纪山等山中，楚庄王陵在这一带。目前也发现一些规模宏大的陵墓，也可能是楚王陵，但墓主待考。此外，在距荆州城45千米的川店镇宗北村与张场村一带被称为“熊家冢”的地方，却发现了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好、陵园分布最完整的楚王陵，整个熊家冢墓地由主冢、陪冢、殉葬墓、车马坑、祭祀坑等组成。到目前为止，在主冢南侧已探明出殉葬墓90多座，现已发掘30余座，但主陵陵主待考。
燕国是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姬奭于燕地而形成的诸侯国，建都蓟(今北京)。战国中期，燕昭王在河北易县易水河畔修建燕下都，因此，春秋时期至战国初期的燕国王陵应在今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一带，因在城区内，已不可考。战国中晚期燕国王陵则均在燕下都东城的西北角。分“虚粮冢”和“九女台”两个墓区，“虚粮冢”内有13座古墓，均有高大的封土堆，13座古墓由北向南分成四排，据载，这里应该埋葬着桓公、文公、易公、燕王、昭王、惠王、武成王、孝王等8个侯王。“九女台”墓区在“虚粮冢”之南，中有古河道和一道墙相隔，“九女台”墓区有10个封土堆，分成两排。每排代表一位燕王，王陵设在都城之内是春秋前的常制，但是进入战国后，不少诸侯国已将陵墓移到城外，而燕下都仍将王陵设在城内西北隅，说明当时燕国仍遵古制。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从“不封不树”向“封土坟头”转化，从此，开启了中华大地上帝陵形式的序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王，虽然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皇帝，但作为王陵还是颇具规模的，而且，从挖掘出来的一些诸侯王陵墓可以发现，许多诸侯王的陵墓规制都存在“逾规”情况，有些甚至超越周王的规模。但这一时期，也是盗墓之风盛行时期，因此，春秋战国王陵十室九空。不过，残留的陵丘, 蚀损的墓碑，掩不住春秋战国特有的时代气息和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