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犯罪人的人权

保障犯罪人的人权是现代社会行刑的基本要求。犯罪的无道性和刑罚的残酷性，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几乎是对等的，对犯罪人就应该施以严酷的惩罚，作为其犯罪后的代价和补偿。彼时犯罪人的人权，随着自由一起消失殆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意识到自由与人权是分立的，对自由的限制或剥夺并不意味着人权的丧失，对犯罪人也应当尊重其所应有的各项权利。即使是在惩罚最卑劣的凶手时，他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应该受到尊重，亦即他的“人性”。[47]对犯罪人的必要惩处应仅以刑法的规定为限，不得随意附加刑法以外的内容。这也正是李斯特所说的那句著名法律格言的内容：“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之要义。

1955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提出了对囚犯待遇基本保障的要求。之后，1975年第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又通过了《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宣言》。在世界范围内，对犯罪人人权保障的呼声愈来愈高。(https://www.daowen.com)

罪犯作为人类社会的组成分子，同其他任何人一样属于社会动物，社会性是其本质属性，而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尊重人性、以人为本的社会。[48]非监禁刑执行对于犯罪人的人权具有极大的保障性，如管制刑、缓刑、假释等的执行，并可得以必要的监督。另外，非监禁刑中有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就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人的人权，如管制刑中犯罪人，根据《刑法》第39条的规定，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对受到监禁的犯罪人需要保外就医时，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等等。这些无不在说明，非监禁刑的执行对于犯罪人的权利具有极大的保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