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主体应进一步法定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法律关于非监禁刑的执行主体，就是采取“双主体”的规定形式，当时的“双主体”主要是指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具体是指，管制刑、剥夺政治权利刑、驱逐出境刑、缓刑、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交由公安机关执行，罚金刑、没收财产刑交由人民法院执行（当然，没收财产刑在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会同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在具体内容上虽然保持了一致性，但是“双主体”的执行方式和内容曾一度受到学者们的质疑。

刑事执行是一项极为严肃的司法活动，公安机关由于其本身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在工作中具有相当的执法权，但是否具有刑罚执行的资格就受到一定的非议，加之在前述的刑事执行中担负起如此众多的工作，公安机关能否完成重任，也更加使人难以相信其能力。有学者认为，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从上至下的多级机构中，并没有在任何一级机关内设置专门负责非监禁刑执行的单位，也没有安排专门的人员负责此项工作。[4]

另外，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执行，法律规定是由人民法院负责。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在性质上属于司法机关，但其应当仅执行审判权，直接参与刑事执行，也存在着不利于权力分配和监督之势。特别是没收财产刑，在必要的时候，人民法院可以会同公安机关一起执行，这也使得原本就存在的主体理论之争，显得更为突出。

2003年开始试行的社区矫正，终于开始尝试性地将原由公安机关执行的部分刑罚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应当说，这是一种积极的司法改革态势。也正是由于社区矫正存在刑罚执行机关的变更，所以，又带来了新一轮的执行主体理论之争。此时，又出现了新的驳斥“双主体”论，但是，这次的“双主体”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争论的核心问题主要是，以刑事执行机关的性质为衡量框架，考察公安机关是否适合再继续担任此类工作。(https://www.daowen.com)

这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的新论道，因为早有学者提出，要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非监禁刑的执行方法，以便增强对服刑人员的监管力度，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改革非监禁刑执行的内容；二是应当建立起专门化、严格有效的监管系统。[5]也有学者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对非监禁刑的执行不重视，致使其执行机构分散，使非监禁刑的执行无法达到预期的司法效果。[6]新中国在早期成立之时，为了加强刑罚的教育性和威慑性，的确需要强有力的执行队伍，以确保各类刑罚的执行，而且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也不像今天这么复杂，所以公安机关有能力、有条件去完成行政工作之外的刑事执行任务。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形势的发展，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化，多类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地暴露和不同程度地上升，致使公安机关也疲于社会的综合治安管理，的确存在着对非监禁刑的执行难以暇接之势。可是，司法行政机关虽说是“名正言顺”的刑罚执行机构，但也存在着人员缺乏、工作难以立刻上手等诸多现实问题，尚需公安机关的大力协助。因此，这种非监禁刑执行“多主体”的过渡局面，有可能需要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

其实，无论是双主体还是单主体，都需要明确至关重要的一点，非监禁刑的执行是一项严肃的刑事司法活动。从司法的分权与监督的角度出发，再结合我国司法的历史及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我国的非监禁刑执行，都必须建立起系统化、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队伍。国家应当选择合适的时机，及早地建立这种专职的司法队伍，并在实践中不断地磨合，使之逐渐成熟。同时，这也有利于将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和执行权四个权利有效划分，起到司法高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