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科学性

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就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它一方面要求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调查研究，并通过调查研究检验理论的真伪，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另一方面运用正确的方法和技术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对事物规律的认识。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应该是理论的科学性和研究方法、技术科学性的统一。

理论对社会研究的作用表现为在研究开始阶段对研究设想或假设的理论解释，以及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即在研究设计阶段对研究问题的设想或假设提出理论或经验依据，从而使研究设想或假设能够和一定的理论勾连起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料的分析与综合，证实或证伪原有的理论设想或理论假设，或者概括出新的理论。但是不同的理论对相同事实的解释和概括有可能是不同的。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过剩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马克思和马尔萨斯对于当时的人口问题的解释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的人口理论认为不存在人口的自然规律，只存在一定生产方式下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的产业后备军，人口过剩将随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消亡。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则认为存在着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即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粮食是按算术级数增长，人类若不节制生育，社会的和自然的外在力量将会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人口数量和生存资源的平衡。由此可以看到在理论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概括上，存在着理论的价值倾向和对理论的价值判断及其选择。以现在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否则的话也不会使人口问题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1]

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还表现为具体方法和技术的科学性。科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指研究过程的逻辑性和研究结论的实证性。科学研究建立在系统的观察和正确的逻辑推理基础之上，科学研究过程是归纳与演绎方法的结合过程。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或者是从一定的理论出发，演绎出系统的理论假设，经过资料的收集、分析和综合，通过归纳概括出研究结论，证实或证伪原先的理论假设；或者是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掌握大量的事实，运用归纳方法，经过抽象思维，提出对社会现象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的一般理论。例如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可以依据社会学的互动理论、角色理论演绎出系统的有关中国社会人际交往、个人社会地位的假设；然后依据假设设计一套人际交往、个人地位的量表；最后根据测量结果，概括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特点和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分布特点，并且与传统中国社会、西方社会相比较，找出其中的差异。通过研究我们可能会发现不同社会结构下人际交往、个人地位的不同特点，从而确定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也可能相反，我们没有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这就是理论被证实或证伪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在若干社区里，经过长期观察社区居民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等，归纳出他们的行为特征，并比较国内外不同社区居民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获得有关解释中国社区结构的一般理论。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科学理论还未达到成熟阶段，运用社会研究方法对社会的研究很多是采用归纳方法。即使是采用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大多也停留在经验演绎的阶段，还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达到高度抽象的理论演绎阶段。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理论还不具有普适性的特点，不同社会科学理论尽管在方法论上对经验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如果照搬具体的理论或概念去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只能是生硬的“验证性”研究，无法解释或诠释特定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因为，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大多数是在对特定社会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

所谓研究结论的实证性，是指研究结果必须来自经验事实，一切事实来自调查，一切结论来自经验研究，并且研究结论具有可验证性和重复性。也就是说，研究者经过调查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和必需的文献资料，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不是纯粹依靠抽象归纳的推理，而是主要依靠经验事实来说明自己的结论。同时，具有确定的研究程序，使其他研究者可以依据确定的研究程序重复研究，以验证原有结论的真伪。在科学研究中，不可重复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不具有实证性。

例如，华尔德（Andrew G.Walder）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以工作单位为分析单位，开创了单位制研究。作者在1970—1980年间通过对移民到香港的80位在内地工厂工作过的人进行了长达500多小时的访问，其中包括工人、职员、管理人员。该研究提出了研究中国内地的新的研究范式，即“单位制”及“依附”“庇护”“有原则的特殊主义”等重要的分析概念。其后国内一大批著名学者跟进研究——如单位制的起源和发展，单位制内部的资源分配、人际关系，以及单位制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等，基本上是在华尔德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演绎或拓展。然而，华尔德的研究仍有很多地方可以质疑，例如调查对象主要是“偷渡”到香港的大陆居民，不能排除调查对象存在着偏见，当然华尔德当时没有条件到内地进行调查；还有，缺少更具有典型意义的“单位”研究，在计划经济时期，最具有“单位制”特征的无疑是像“大庆”“鞍钢”这样的大型国企，以及上海这样历史上曾经经历过成熟市场经济的大城市中的国有企业。对于“单位制”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且被广泛运用的分析概念，没有经过“证伪性”研究验证，依据它展开的研究就容易流于片面。华尔德意义上的“单位制”研究对计划经济时代是否具有普遍性解释力，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