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2　社区研究

很多实地研究成果实际上都是以社区为单位的。例如，早期美国社会学家林德夫妇（Robert Staughton Lynd & Helen Merrell Lynd）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曼西进行的“中镇” （Middletown: A Study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研究就是实地研究的典范。还有美国社会学家怀特（Willian Foot Whyte）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波士顿意大利贫民区团伙青年的研究《街角社会》 （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 ，美国社会学家利博（Liebow，也译列堡）对居住在华盛顿特区低收入黑人的研究《秦利的街角》 （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2]等，都是以社区为单位的实地研究。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以社区为单位的实地研究。我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的重要研究成果《江村经济》也是以社区为单位的。因此，社区研究是实地研究最重要的形式。

社区研究基本上属于综合性研究。一般来说，实地研究中的社区往往经历了较长时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这样的社区会形成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规范。那些刚刚形成的居民小区实际上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除非你想研究一个社区是如何形成的，那么在小区刚建立时就进行跟踪研究，经过若干年的观察，也许会发现一个社区是怎样“建构”的。因此，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中的社区，绝不仅仅是人们居住的空间。社区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综合反映，是一种行为方式和价值规范的集合。因此，社区研究，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有不少是综合性的。它在长期观察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反映这个社区的地理、经济和历史概况，同时也详细描述社区内部或社区之间人与人的关系、社区生活状况等。例如，林德夫妇的“中镇”研究，绪论中简单地介绍了“中镇”的地理环境、人口、经济以及历史背景，分章阐述了“中镇”居民的工作与劳动、家庭与婚姻、子女教育、闲暇活动、宗教仪式以及社区活动等。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详细论述了“江村”的地理环境、人口与经济、家庭、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的扩展、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占有、蚕丝业、畜牧业、贸易、资金以及土地问题，涉及“江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费孝通先生的叙事框架，有的学者认为“直接来自马林诺夫斯基”（王铭铭，1997： 32 ） 。也有一些实地研究是专题性的，例如，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一些青年学者对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就属于这样的类型，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华裔学者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于建嵘的《岳村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