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2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方法在主流社会学研究中通常被看作文献研究中的量化分析方法。如同拉扎斯菲尔德和贝尔森提出的，“内容分析是一种对交往所显示出来的内容进行客观的、系统的、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阿特斯兰德，1995：186） 。这一定义在学术界影响最大，并为许多教科书采用。但是这一定义仍然引起很多争议，其中包括对客观性、系统性的认识。如同默顿所批评的，“要求客观性……其结果是对文件的一种蓄意不理解”（阿特斯兰德，1995：187）。并且，内容分析方法不仅可以采用量化研究方法，也可以采用质性研究（阿特斯兰德，1995： 181；劳伦斯·纽曼，2007： 391） 。它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在对文献资料重新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解释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趋势。因此，内容分析实际上是对现存的各种类型的文献进行再分析的一种方法，用以揭示文献的内在结构、传播过程及其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文本”进行再诠释[1]。
10.1.2.1 内容分析方法类型
内容分析方法最初主要分析传播内容中的各种信息，因此，信息传播过程是内容分析方法最主要的对象，其中包括“谁、通过什么（渠道）、给谁、说什么、产生什么效果”，即拉斯维尔著名的“五W”模式（Who—Through What—To Whom—Say What—What Affect ） 。信息传播的内容分析有五种类型。①传播信息趋势，主要比较同一传播来源在不同时间下，传播信息是否存在差异。例如，可以比较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后《人民日报》第一版传播信息的差异。②社会情境对传播信息的影响，主要比较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同一来源的传播信息发生的变化。例如，可以比较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南方讲话前后，《人民日报》第一版传播信息的变化。③受众对传播信息的影响，主要比较由于受众的变化对同一来源传播信息的影响。例如，《社会》杂志自创刊以来，曾经经历了从学术性杂志到通俗性杂志再到学术性杂志的过程，每次改版都与读者对象的变化与要求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至少读者对象的要求是一个重要的诱导因素。④传播信息的关联，主要比较同一来源中，不同传播内容之间的关联。例如，可以分析某一文摘杂志中所载不同文摘内容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这一文摘杂志的价值取向或风格。⑤传播来源的差异，主要比较同一传播信息在不同传播来源之间的差异。例如，我们可以分析某一重要新闻在不同的媒体中是如何处理的，如中央报刊和地方报刊、大报和小报对同样的信息在文字上、编排上存在哪些不同（杨国枢，1980： 815-818） 。
从以上介绍的内容似乎可以看出，内容分析方法比较适用于传播社会学的研究，但其实，这种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甚至文学的研究。
除了以上分析类型之外，内容分析方法还可以分为描述性的内容分析和推论性的内容分析。描述性内容分析主要是通过文本分析进行作者分析和主题分析。作者分析是对某一作者的某一文本或不同文本中的句法、语句、词组、段落、标题、标点进行结构分析，从而分析作者的写作风格。主题分析被看作是古老的内容分析方法，它通过对文本的类型分析和解释，研究文本所表达的主题是什么。推论性内容分析是假定一个文本特定的特征是与文本背景特征相关联的，试图从文本分析中提供关于作者、读者、社会情境的真实认识。从方法论上看，推论性内容分析分为“代表模式”和“工具模式”。代表模式认为特定文本提供了一个隐藏在其后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图像，因而从文本推论到文本背景是有效的。工具模式认为，作为媒介的文本监督或影响着社会结构（阿特斯兰德，1995： 188-191）。因此，代表模式着眼于文本背后的社会情境的分析，工具模式关注的是文本对社会情境或社会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或作用。
10.1.2.2 内容分析举例
例10-1：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W. I.托马斯，F.兹纳涅茨基，2000）被认为是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之作，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W.I.托马斯和F.兹纳涅茨基征集了50个美国波兰移民家庭与他们在波兰的亲属之间的754封通信，对这些信件进行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家庭的解体，展现了移民过程中家庭重建的情景。他们认为，市场扩展和所谓的“进取心态”的逐步形成，对个性的肯定使家庭发生变化，造成家庭内部的冲突，但同时也开创了个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研究中建立了信件的分类学，认为所有农民信件都是问候信及其变异，具体分为五种类别：仪式信（邀请家庭成员出席婚丧嫁娶等活动，信件内容往往是一篇仪式致词）；通告信（在家庭成员无法见面时，提供他们生活的详细情况）；情感信（通过情感的交流，加强家庭的团结）；文学信（在举行仪式时，用撰写诗文的方法代替音乐演出和诗歌朗诵）；事务信。几乎所有的信件都是以宗教的问候开始，回信者也往往以宗教的祝词予以回应，“既具有魔力，又具有道义的力量”。
例10-2：知青研究
《日常仪式化行为： 以知青为例的研究》（吴艳红，J. DavidKnottnreus， 2005）以知青回忆录、 口述记录、书信和日记为素材，分析知青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化行为，以及仪式化行为对于知青生活的意义。根据作者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概括，知青的日常仪式化行为主要有：政治仪式、讲故事、唱歌和其他音乐活动、养动物、打扑克、写日记、写信、干重活、读书读报和写作、发展爱情、接近自然、保持个人兴趣、着装等。作者认为知青日常生活仪式化具有生活稳定感建构，认识自我，建立自信的功能。同一作者的另外一篇论文《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形成：从雷锋日记到知青日记》（吴艳红，J. David Knottnreus， 2007）主要以雷锋等英雄日记和知青日记为文本，利用结构仪式化理论，比较了不同时代日记的结构差异，以及英雄日记对知青日记的影响。无论是雷锋等英雄的日记，还是知青的日记都含有三个要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对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检讨和反省，改正不正确思想和行为的计划和决心。但是知青日记仍然有自己的特点，即比较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有较多对生活的思考以及反映自己心声的内心独白，这是雷锋等英雄日记所没有的。
例10-3： “活着”——小说和电影研究
小说、电影也可以成为内容分析的文本。在《国家、仪式与社会——解读余华小说、电影〈活着〉》（董国礼，胡文娟，2001）一文中，作者以小说（电影）《活着》为文本，从乡村婚姻仪式入手，通过解析从“土改”到“文革”这一段国家仪式来认识特定历史时期内， 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认为仪式绝非专属于传统社会，现代权力的运作同样也离不开仪式。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也是一部运动的历史、仪式的历史，作为权力实践的媒体和手段，从“土改”到“文革”的一系列运作完成了集体对家族的取代，集体经济对传统家族经济的取代，民族认同对社区认同的取代。社会关系的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通过经济生活的政治化， 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和仪式象征的实用化， 国家对于民间社会进行改造和重构，使国家权威特别是国家意识形态完成了由强行灌输到基层社会自觉接受、支配、 内化的无意识过程，人们的行动逻辑和话语中无不显现国家的印记。
例10-4：中国杜会主流词汇研究
《中国社会主流语言词汇的类型分布、使用特征与社会变化》（陆晓文， 吕乐，2001 ）一文以取自1986—1995十年间《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中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文章中的关键词汇为素材，重点探讨了十年间词语使用类型分布、特征，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从词语的使用和意义的变化中去全面认识中国社会这十年的演变，以及作为主流语言象征的“人民日报”的地位和作用。作者根据如下原则确定选词标准：①根据文章的题目确定关键词；②根据文章的段落主题确定关键词；③关键词在一篇文章中只能选择一个；④以名词为主体。然后将收集到的词汇归为四个大类：环境、政法、科教、经济，每个大类下再分几个小类，如将经济大类分为经济政策、体制改革、经济工作、经济问题等类型。最后对二级细类中的关键词进行整理，统计频数，作为分析的数据。根据统计，十年来涉及政法的词汇使用频次最高， 占66.27%，经济词汇频次占27.05%，科教词汇频次占6.11%，环境词汇频次占0.61%。在对经济类词汇的分析中作者比较了《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的差异，发现20世纪90年代前“评论员文章”涉及经济类词汇的频数要高于“社论”，但在90年代以后，“社论”中关于经济类词汇的数量有一个大幅上升的趋势，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重视程度。
以上所举例子中，只有一项研究，即“中国社会主流词汇研究”属于量化研究，其余三个都属于质性研究。虽然西方主流社会学还是把内容分析方法归之于量化研究，但是，质性的内容分析方法仍然有其独到之处，它“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方法，其目的是从对现存资料的社会联系的解释中，获得基本的社会事实和现象”（阿特斯兰德，1995： 181） ， “有时对于资料进行定性评估，反而是最恰当的”（艾尔·巴比，2000a： 403） 。根据笔者理解，质性内容分析既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也是量化内容分析的重要前提。在内容分析中，质性研究是可以转换成量化研究的，并且一个规范的质性内容分析可以为量化内容分析提供很好的基础，例如，例10-1和例10-2完全有可能变换为量化的内容分析。第二，质性的内容分析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它在某种意义上更能把握一个特殊的文本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如例10-3的研究，如果拘泥于内容分析方法应该是量化的，恐怕很难得出现在的结果。第三，量化的内容分析能够准确揭示研究对象的特征，检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程度。第四，并不是所有的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都是内容分析，例如文献述评或者根据文献资料撰写的历史性专题研究并不属于内容分析的范围。内容分析的主要特点是从对文本的再分析中，重建文本结构，探讨文本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第五，根据笔者对最近五年相关文献的浏览，纯粹社会学意义上的量化内容分析研究还不多见，最多是属于传播学意义上的内容分析。因此，我国社会学的内容分析，无论是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都还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对于互联网中网络社会的建构就可以采用内容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10.1.2.3 内容分析方法步骤
以内容分析方法进行社会学专题研究，除了必须遵循所有研究都要进行的文献述评，为提出问题奠定理论基础之外，还有以下步骤，这些步骤对于量化的或质性的内容分析基本上都适用：
（1）确定和选择内容分析的文本或文献
确定和选择内容分析的文本首先要根据研究专题寻找合适的文本资料或文献资料。作为内容分析的文本或文献材料要符合研究目的，或者说对于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即文本或文献除了要符合研究目的之外，对于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文本或文献还应该达到规范性的要求，从而保证研究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其次，文本和文献是可以找到的，或者说它们是存在的。例如，对于知青日记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利用公开出版的知青日记（假定出版物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公开征集个人日记，并对其进行真实性和可靠性分析。再次，对于收集的文献材料进行抽样，量化分析一般采用纯随机抽样或分层抽样，在抽样时要确定抽样单位，例如对于知青日记抽样可以根据研究需要以“篇”为抽样单位，也可以在对日记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以“关键词”或“主题词”为抽样单位。当抽样结束后，为了进一步对文献进行分析，还要确定“记录单位”，常用的“记录单位”有：词汇、主题、人物、句子或段落等。质性研究一般采用判断抽样方法。
（2）分类和编码
分类是内容分析的基础工作，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文献材料分类必须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因此分类标准往往和一定的理论紧密联系，是和特定的研究目的有关的。分类应该符合穷尽和互斥的要求，也就是说文献材料的类别既能有所归属，又不相互冲突。每个类别要有明确的定义，即以操作化方法说明每个类别定义的内涵和外延。例如，对于知青日记可以分为“政治类”“情感类”“人际关系类”“读书体会类”“道德修养类”“生活琐事类”“其他类”等，每个类别还可以根据需要建立若干个小类，对于每个类别要有明确的操作化定义。由于大多数文献资料都是以文字方式表述的，因此，分类过程比较复杂。例如，一篇知青日记可能涵盖了几种类别，既可以归属于“政治类”，也可以归属于“道德修养类”或其他，在具体分类时可以先判断日记的主要类别特征，再归之于相应的类别。如果资料分别属于几种类别，可以分别归之于相应的几种类别之下。因此，量化的内容分析数据有可能不是以“篇”为单位，而是以“篇次”为单位。在量化研究中，除了对文献材料本身进行分类之外，还要对有关背景材料进行分类，例如，知青日记可以按照作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甚至家庭出身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分类体系，为统计分析奠定基础。
无论是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的内容分析，分类以后的编码都是必需的。量化的内容分析主要是以“数字”作为编码的代号，用“数字”表示资料的类别，建立相应“数据库”。质性研究是以“文字”（为了检索方便，也可以以数字作为类别的代码）进行分类编码，即通过对文献材料的“剪裁”“浓缩”，以文字的形式归在相应的类别之下，分类建档，建立条理清晰的“资料库”。
（3）资料分析
当“数据库”或“资料库”建立以后，就可以进行资料的分析。量化的内容分析方法主要是统计分析，除了一般的频数计算之外，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也是资料分析的常用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在对资料进行频数计算时，前面讲到的“其他类”的比率不宜超过5%，如果超过5%，必须对“其他类”重新分类，使得“其他类”的比率保持在5%以下。质性内容分析方法主要是主观分析法，即根据研究者的理论概念，在对资料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归纳和概括并抽象到一定的层面，用资料说明、论证或诠释一定的理论。
（4）信度和效度检验
由于内容分析方法所使用的资料都是第二手资料，或者是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信度和效度的检验相对比较困难。除了在确定和选择文献资料时，要认真对资料进行审核，考察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程度之外，还要在资料的分类时特别注意分类的合理性，即资料的归类和编码要符合类别的定义，被分析的资料能够有效地与研究目标联系在一起。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利用由访谈或观察等方法收集相关资料来检验内容分析的信度和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