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阅读 社会研究简史
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研究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差不多从有文字开始，人类就存在调查活动，早期人类的结绳记事或记数就是最原始的调查记录。从广义上看，古代社会的各种文献记载或是古人根据传闻追记的，或者是史官、文人根据亲自观察和调查以史学或文学的形式记载下来。这些“调查研究”为创造灿烂的古代文化起了巨大的作用。一般人们所说的古代的社会调查主要是指古代国家或王朝以课税、徭役和征兵为目的的人口统计调查。
现代社会研究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是人文主义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的张扬。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分化也日益加剧，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逐渐开始发挥了解社会状况、认识社会现实的作用，并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对策和建议。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社会调查是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的重要手段。从社会调查的发展过程看，社会调查经历了从质性研究到量化研究，再到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过程。
19世纪末，社会学传入中国以后，开始了它的学科化的过程，在一些高等院校里相继建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或者与社会学非常接近的文化（社会）人类学等学科，在高等院校的社会学课程设置中，社会调查及其分析方法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我国早期高等院校社会研究方法课程的建设
早期的社会学研究一方面是中国向西方开放，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其中相当多的研究是西方列强为了了解中国，为制定他们的对外扩张政策服务的，或者至少在客观上起着这样的作用。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西方教会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或基督教，在中国建立教会学校，吸收中国青年教徒，进而开始研究中国社会，进行社会调查。他们最早在学校里开设了社会学课程，使用外国教材， 由外国人任教，由此教会学校成为最早向中国传播社会学的重要场所。
当时国立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及设立社会学系都要晚于教会学校。1906年京师法政学校及1910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表上始有社会学课，但实际上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为北京大学）直到1916年才开设社会学班， 由康心孚教授任教，教材是自编的（《北京大学与社会学——一个世纪的回顾》，内部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 p133）。后来，一些北京和南方的私立大学为了吸引学生，也陆续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如，上海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
据许仕廉1927年调查，1926年至1927年全国60所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共308科，其中以社会理论、社会问题最为普遍，关于社会调查、社会立法的只有38科。傅愫冬（1982：51）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一文中谈到，1931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共设有42门课程。其中属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12门，社会问题14门，社会服务12门，而社会调查方面4门。可以看出，虽然那时高校社会学系已开始讲授社会调查方法，但是课程开设的数量比较少，开设的时间相对比较晚，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直到1926年才开设社会调查方法的课程。
社会学在中国是一门由国外引进的学科， 因此中国高等院校社会学专业在早期发展中使用的教材与参考书，无论是体系还是内容都受到西方社会学很大影响。许多社会学著作是直接翻译过来的，即使国人自己编写的社会学教材与参考书也基本上以西方社会学教材为蓝本。社会研究方法方面的书籍，如，法国人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许德珩译，商务印书馆1925版）。 1927年蔡毓聪著的《社会调查之原理与方法》一书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樊弘著《社会调查方法》一书作为“社会研究丛书”之一， 由商务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是中国学者介绍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最早的著作。
20世纪30年代， 国内有关社会研究方法的著作大量涌现，其中比较有价值且影响较大的有1929年出版的黄枯桐《农村调查》、冯锐《乡村社会调查大纲》，还有杨开道的《社会研究法》。其中《社会研究法》一书1930年由世界书局出版，为孙本文主编的“社会学丛书”之一，杨开道在自序中强调了社会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他说：“要想社会科学的自主，社会科学的独立，我们一定要去改良我们的工具——社会研究方法，我现在来写一本社会研究法，好像有点不量力，不过孙先生告诉我，学外国人要迎头学去，才有赶上外国人的可能。我们算是冒一回险吧。”（杨开道，1930） 1933年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的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是一本内容丰富、全面的社会调查方法教材，是当时社会调查方法书目中最充实的一部，此书包含了作者多年从事实地社会调查工作取得的丰富经验。此外还有陈毅夫的《社会调查与统计学》，言心哲的《社会调查方法》《社会调查大纲》，张锡昌的《农村社会调查》等一些关于社会调查和统计方面的书籍，但是内容多以介绍国外（西方）为主，其体系亦受其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
社会调查实习是社会学专业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因此在中国高等院校引入社会学教育之初就受到重视。从20世纪初到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社会调查提供了丰富的选题。
早期中国高等院校社会学专业学生所进行的社会调查，主要是由教会学校中的外籍教师为指导学生实习而从事的小规模调查，后来国内的社会学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开展了大量的社会生活或社会问题的调查。据可以查阅的文献资料，仅在我国社会学初创时期的20世纪初叶，明确说明学生参加的社会调查实习或社会调查课题就达十余项，涉及人口、劳工、贫民社区、 日常生活、农村经济等多方面，遍及大江南北。
因此，早期中国高等院校社会学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在讲授社会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同时，还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开展了大量社会调查与教学实习活动，这不仅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调查和研究，而且把社会学的教学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拓宽了教师的科研领域，丰富了教学内容，加深了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在社会研究实践中增长了学识与才干。
二、我国社会研究的两种传统
对20世纪初至50年代的中国社会研究或调查史，有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就是一直存在着以社会革命为导向的中国共产党人社会研究（调查）和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学院派”社会研究（调查）两个主要传统。共产党人的社会研究（调查）以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为主要代表，其中毛泽东更是堪称典范；学院派的社会研究（调查）以陈达、陶孟和、李景汉等人为主要代表，参与者较前者更多。这两大传统独立并行，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交叉，学院派社会学家陈翰笙就曾经在其对三江地区的农村调查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了农村的土地分配以及生产关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以国统区的资料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正确性。
（一）以社会革命为导向的社会研究（调查）运动
以社会革命为导向的社会研究（调查）运动是指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对中国社会（主要是农村社会）实际情况的社会调查，其目的较为明确，即了解社会现状，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依据。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等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等方法对社会现象，尤其是农村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具体的调查方法主要是个案调查、典型调查和开调查会等。
20世纪20年代初，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包括邓中夏、瞿秋白、李大钊、毛泽东等在内的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了考察和探索，确立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指出无产阶级是先锋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骨干。毛泽东等还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传授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技术，并组织学员深入农村从事实际调查。20年代末到30年代， 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给社会调查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毛泽东把社会调查研究规定为红军的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定了包括群众阶级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情况等项目的详细调查表。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调查当地的各种情况，然后再提出切合实际的口号及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各项政策。
毛泽东是从事社会调查最早也是成果最多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社会调查对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继续身体力行自己的调查理念，写出了一大批著名的调查报告，对他自己和中国共产党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制定适当的方针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6年毛泽东通过自己实地调查收集的资料以及文献资料，于3月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阶级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926年他还曾经通过与一位佃农的详细访谈，写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篇小文，得出“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的结论（毛泽东，1982： 33） 。 1927年1～2月，他对湖南省的长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乡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的调查，调查结果就是于同年3月写就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11月，他在井冈山地区的宁冈、永新两县进行了调查。但遗憾的是，这一年的两次调查资料都在转移途中遗失了，这也令他备感心痛（毛泽东，1982：14） 。 1928年12月毛泽东又亲赴江西省南部的兴国县进行调查，为起草《兴国土地法》做了准备。1930年5月，他在江西寻乌县进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寻乌的政治、经济（包括商业、交通等）、文化、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及现状等，调查的结果是约8万字的《寻乌调查》报告。这年10月，为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他又在兴国采用开调查会的方法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将调查结果写成《兴国调查》一文。1930—1933年间，毛泽东在江西、福建革命根据地还进行了一些小的调查，写有《东塘等地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几个调查报告（毛泽东，1982；韩明膜，1987： 63-66）。
1941年8月，毛泽东与党中央做出《中共中央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并以此为指导，开展了广泛的调查活动，成立了政治研究室、经济研究室、文化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敌伪研究室，把延安的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指示其他解放区成立调查研究机关，要求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广泛的开展社会调查，从而开始了我党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比较系统的调查。1942年初， 中共西北局组织了对绥德、米脂两地的调查， 内容包括农业概况、土地变革历史、土地分配情况、土地变动关系、土地纠纷以及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农村负担等，调查结果于此年冬天出版， 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1942年冬，张闻天领导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对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的地主经济进行了典型调查，将调查的结果写成《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书中通过对该村马姓地主集团剥削情况的剖析， 以详细确凿的资料揭示了当地农村地主经济的剥削实质。 同期其他调查报告还有《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沙滩坪调查》《临固调查》《保德调查》，等等（杨雅彬，1987： 300-307；郑杭生，李迎生，2000： 169；韩明膜，1987： 67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大量的调查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用于指导调查的原则和方法。1930年5月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原名为《调查工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本系统论述社会调查的著作。文中首先明确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进而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只有向实际情况做调查，才能纠正本本主义，“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1982： 3-5），并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1982： 13） 。明确指出调查分析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社会调查的目的就是为制定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政策服务。在1941年三四月份所著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在调查研究中要善于运用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做到个别与一般、典型和全面相结合，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相结合，从总体上全面、具体地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认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1982：16， 17） 。毛泽东所运用的具体调查方法主要是典型调查和开调查会。他将典型调查形象地说成是“解剖麻雀”，并概括了开调查会这一社会调查的重要方法的技术问题，详细论述这种方法的种种技术，对调查的形式、调查对象的选取、开调查会的人数、调查的准备、资料的记录以及其他注意事项做了具体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社会调查，得到了对中国社会深刻、准确的认识，据此制定的方针政策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解放区推行的土地改革，抓住了中国农村社会最根本的问题，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为争取全国的胜利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后，这一传统得以坚持。1956年毛泽东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 50年代中期，全党在全国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并汇编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为每一篇报告写了按语。60年代初，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党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方针和政策， 以及工业、农业、科技、教育等部门的工作条例，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走上正确的轨道。不能否认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调查虽然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还是有不少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和汲取。
（二）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学院派”社会研究
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学院派”社会研究是指在20世纪前后社会学开始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各社会学教学机构或者带有社会学研究性质的机构和社会学工作者所进行的旨在了解中国现实情况、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各种社会研究。
最早的“学院派”社会研究（调查）是1914—1915年间，包括陶孟和在内的北平社会实进会成员运用多种表格对302个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况进行了调查，一些学者将其视为中国社会调查的开端（孙本文，1948： 211） [6]。 1917年，清华学校美籍教授狄德莫（ C.G.Dittmer ） （又译狄特莫、狄德曼）指导该校学生在北京西郊成府村调查了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其中100家是汉人，95家是满人（孙本文，1948： 211） ； 1918年，他又指导该校学生调查该校校役93人的生活费用（杨雅彬，1987： 68） 。 1918—1919年，北京私立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J.S.Burgess）和北京美籍教士甘博（S.D.Gamble）模仿美国1914年茹素斯基金会组织的春田城调查，调查了北京社会状况， 内容包括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穷、救济、宗教等，1921年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了Peking: A Social Survey （ 《北京：一种社会调查》），这是中国最早的城市社会调查（孙本文，1948： 211 ）。
差不多同时，在中国的南部，上海沪江大学教授葛学溥（D.K.Kulp Ⅱ）指导学生对广东潮州有650人的凤凰村进行调查， 内容包括该村的地势、人口、卫生、种族、经济、治理、风俗、社团、教育、美术、娱乐、宗教等。调查结果于1925年以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华南乡村生活》）为名用英文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乡村社会调查（孙本文，1948： 212）。
1922年，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邀请马伦（C.B.Malone）和戴乐尔（J.B.Tagler） （一译载乐尔）教授，指导9所大学的61个学生，分别调查了直隶（今河北）、 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一说还有安徽等省）的240个村庄，共7 097户人家。调查采用了县、村及家庭三种问题调查表， 内容注重农民的生活。调查结果于1924年用英文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杨雅彬，1987： 55 ） 。 同年金陵大学教授卜凯（J.L.Buck ）指导其学生在安徽芜湖附近调查了102个田场的情况，尤其注重田主及佃户的全年收入和支出。第二年他又指导学生用较详细的问题表在直隶（今河北）盐山县调查了105个田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调查结果于1930年用英文发表，书名为Chinese Farm Economy （ 《中国农场经济》）（孙本文，1948： 213；杨雅彬，1987： 55） 。
1923年在白克令（H.S.Bucklin）教授的指导下，沪江大学社会调查班的学生调查了上海郊区只有360人的沈家行村，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宗教生活、地方行政与惩罚制度、教育、农工商业、健康与公共卫生、娱乐、居住等。调查结果由张镜予编辑，于1924年8月出版，书名为《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这是中国第一份用中文发表的调查报告（孙本文，1948： 212 ）。
最早由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社会调查是在1923年冬，清华学校陈达教授指导学生调查了当时在清华附近成府村的91户人家，安徽休宁县湖边村的56户人家， 以及在清华学校雇役的141人（乔启明，1930；杨雅彬，1987： 56）。
1924年，齐鲁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对济南市概况进行调查，内容包括该市的历史、地理、人口、行政管理、公共事业、地方财政、劳教制度、娱乐活动、娼妓、工业、生活水准、住宅、慈善事业、教育体制、文化教育机构、宗教机构、妇女动向、家庭状况、基督教活动等，是当时内容较为详细的调查。调查结果即《济南社会一瞥》 ，于1924年用英文发表（郑杭生，李迎生，1987： 56）。
1924—1925年间，甘博教授和孟天培、李景汉在北京调查了1000个人力车夫、200处出赁车厂、100个车夫家庭，对人力车夫个人及其全家的生活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1924年陈达教授指导清华学生对清华园人力车夫的生活费和海甸人力车夫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对两处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1926年孟天培和甘博调查了北京自1900—1924年25年间的物价、工资及生活费用的变化情况。1926年和1927年，甘博、张秉衡和李景汉详细调查了近百年来北京的物价、工资和税收情况， 同时调查了北京铺店和工人的行会情况。1926年陈达指导北京经济讨论处对北京零售物价进行了调查，并从几个种类的工人里选出调查对象，调查了他们的生活费情况（杨雅彬，1987： 56 ） 。这些调查多数是对劳工界生活费的调查，且规模比较小。
对生活费的调查中影响较大的是当时供职于北平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于1926—1927年间对北京48家手工业工人和12家小学教员的家庭生活费所进行的为期6个月的调查。调查结果《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是国内采取记账法调查工人家庭生活费的第一本书，“此后各地生活费调查方法，大抵采自此书，其在方法上甚有贡献”（孙本文，1948： 216） 。
1926年， 当时亦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的李景汉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授课期间指导该系学生对黑山扈村的21户家庭进行了调查。1927年，他又指导学生对学校附近的挂甲屯进行调查，共调查了100户人家。同时还对黑山扈村及马连洼村和东村进行了调查，共调查了45家。根据调查写成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于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是国内最早关于家庭的调查报告，“此后所做的各种家庭调查，几无不以此书为蓝本，其在方法上贡献甚大”（孙本文，1948： 216） 。
1927年6月1日至20日，潘光旦在上海《学灯》上登载了“中国之家庭问题征求案”，共调查了江苏、浙江、广东、四川、河南、福建等12个省的317个对象。调查内容分“关于祖宗父母者”“关于婚姻者”“关于子女者”三个大类，共十几个具体问题（潘光旦，1929） 。调查结果写成《中国之家庭问题》于1929年由新月书店出版。这是中国首次用邮寄问卷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
从1927年开始，严景耀就曾经为了搜集犯罪学的资料，亲自去京师第一监狱做一名志愿犯人， 以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1929年，他又率领学生对中国20多个城市监狱中的犯人进行调查，收集了有关各种犯罪类型的个案资料300多个。根据调查资料所写出的成果有《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北平监狱教诲与教育》《北平之犯罪研究》 （A Study of Crime in Peking）等文章和《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英文）一书（乔启明，1930；杨雅彬，1987： 56） 。
1928年，杨开道和许仕廉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清河镇进行调查，并于1930年在该镇正式建立了“实验区”，所调查的内容包括清河镇的历史、地理、人口、家庭、婚姻、商店、经济及经济组织、政治、教育、宗教等。1930年，该校社会学系出版了许仕廉撰写的英文本Ch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 《清河镇社会调查》）。该书是中国国内关于市镇调查的第一部报告（孙本文，1948： 216）。
1928年，李景汉应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邀，赴定县担任社会调查部主任，他在前人的基础上，费时6年（1928—1933） ，对定县的普遍概况和东亭镇乡村社区62个村的一般情况进行调查。1932年他将调查所得的大量资料编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1933年2月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全书17章，828页， 内容包括定县的地理、历史、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费、 乡村娱乐、 乡村的风俗与习惯、信仰、赋税、县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和兵灾。这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实地社会调查成果，也是当时我国县区调查最为详细的调查报告，是国内外人士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情况的必读文献（李景汉，1933；孙本文，1948：217） 。
1929—1934年，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陈翰笙主持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实地调查。第一次是1929年7月至9月对江苏无锡农村进行的调查，共调查了22个村庄的1204户农家，55个村子的概况以及8个农村城镇的工商业情况，重点调查农村的土地制度问题。第二次是1930—1932年，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清苑的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共调查了10个村庄，1578个农户。第三次是1933年11月到1934年5月，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岭南大学合作进行的广东农村调查，调查了梅县、潮安、广宁、茂名等16个县的农村经济情况，对番禺的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进行了详细调查，还对50个县335个村进行了通讯调查。此外，1933年他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对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的烟草产区进行了调查，共对127个村庄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6个村429户农民进行了入户调查。调查的成果有1929年出版的《亩的差异》、 1933年11月出版的英文本The Present Agrarian Problem in China（ 《现今中国之土地问题》）、 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以及1939年出版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杨雅彬，2001： 366-373） 。这些调查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着重调查农村的生产关系， 目的在于从中找出农业生产力不发展及农民缺乏耕地的原因。
1936年暑期，费孝通在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学名“江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家庭、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蚕丝业、贸易、资金、土地等方面，“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 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费孝通，1986：前言）。 1939年根据这一调查的资料所写成的英文版《江村经济》 （Peasant life in China）在英国出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在该书的序言中认为它开创了文化人类学的新天地。《江村经济》在社会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的贡献是：第一，成功地把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移植到社会学中来，开辟了人类学研究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先河。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的序中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生活》（英文名的直译）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第二，深入社区，完全参与。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也像其导师马林诺斯基那样做到了“完全的参与”。第三，社会学调查方法初展风采。《江村经济》是费孝通采用社会学调查研究的路子，深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的初步优异成果。作者在研究中尝试着首先确定一项研究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循着这个路子， 以文化功能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贯穿全书。第四，从实证主义走向理解社会学。《江村经济》中对农民生活中的许多理解和分析说明了作者已经逐步摆脱早期社会调查的那种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方法论的思想束缚，走向理解社会学（杨雅彬，2001： 687-739） 。
抗日战争爆发前所进行的其他主要的“学院派”社会研究成果还有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 （1934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出版）、刘保衡等人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 （1934年上海市社会局出版）、《沙南蛋民调查报告》 （1934年岭南社会研究所出版）、朱汉章的《 泗阳县社会调查》 （1934年泗阳县党部出版）、伍锐麟等人的《旧凤凰村社会调查报告》 （1935年岭南大学出版）、言心哲的《农村家庭调查》（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1937年北平京华书局出版）、《南宁社会概况》 （ 1937年广西省政府统计室出版）（孙本文，1948： 217-218） 。
抗日战争爆发后， 由于诸多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研究机构转移到了西南内地，所以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研究很多是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的，其中人口普查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另外由于社会学家吴文藻的大力提倡和其他人的努力，社区调查和民族调查成为这段时间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
1939年春，陈达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开始对云南省呈贡县人口进行普查，从3月6日开始，共进行了15天，此后于1940年8月出版《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油印本。1940年2月，陈达主持进行呈贡县的人事登记以及昆阳县1镇3乡的人事登记和户口登记工作，人事登记内容主要有出生、死亡、婚姻和迁徙四项。1946年6月发布了《云南省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油印本。1942年春，陈达与李景汉共同主持了昆明市、昆明县、昆阳县、呈贡县和晋宁县五个环湖县市的“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区普查”，进行户口普查、户籍登记以及人事登记的工作，并于1944年2月出版《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杨雅彬，2001： 749-750；孙本文，1948：220 ） 。这是当时国内范围最大的采用较为科学的调查统计方法进行的人口普查，在中国人口普查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贡献。
社区研究以费孝通领导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即“魁阁”研究室）进行的调查为主要代表。1938年， 留学回来的费孝通在云南省选择了离昆明市100千米的禄丰县大白厂村（学名“禄村”）进行实地调查。为与江村进行比较，他特意选择了这一尚未受近代工商业影响的村庄运用社区研究法进行分析，重点调查了土地制度、农田经营方式、手工业状况及日常生活费用等内容，“开社区研究的先例”（孙本文，1948：218） 。 1943年12月，调查成果《禄村农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史国衡对昆明一家国营工厂的工人进行了调查，张之毅对滇池附近易门县和滇池南边玉溪县的两个村子（学名分别是“易村”和“玉村”）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昆厂劳工》《易村手工业》也于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玉村的调查稿则在1990年经费孝通整理，收入《云南三村》一书（杨雅彬，2001： 701， 710 ）。
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在抗战开始后盛极一时，吴文藻、李景汉、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著名社会学家均参与其中。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泽霖对贵州东南部的苗族人民进行了调查，重点集中在民政、礼俗两方面，调查内容涉及族系分布、生活背景、家庭生活、经济生活、 日常生活、宗教生活、婚姻、丧葬等（孙本文，1948： 221 ） 。1940年12月他与陈国钧合编的《炉山黑苗的生活》由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1940年夏，徐益堂对雷波小凉山的儸民（夷民）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其居住的地理环境、具体居处、服饰、生计、财产、婚姻、阶级制度与政治、战争、生与死、宗教与巫术等。调查资料于1944年以《雷波小凉山之儸民》之名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1943年暑期，林耀华率领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到川边大小凉山夷族区、康北藏民区及四川嘉戍区进行考察，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凉山夷家》一书。该书以家族为中心，涉及与之相关联的氏族、亲属、婚姻等方面，并描述了夷家的经济、阶级、打冤家、巫术等方面的内容（杨雅彬，2001： 682-683） 。
抗日战争爆发至20世纪40年代，“学院派”社会学家所做的其他较有影响的社会研究成果还有柯象峰的《西康社会之鸟瞰》 （1940年7月正中书局出版）；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所编的《四川省选县户口普查总报告》 （1943年4月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出版），该调查是在吸取1939年对四川合川县沙溪镇及次年对嘉陵江三峡实验区进行试查的经验基础上，于1942年对四川彭县、双流、崇宁三县所做的户口普查的调查结果；汪龙编的《北碚社会概况调查》 （1943年7月社会部统计处出版）、《成都社会概况调查》 （1944年社会部统计处出版）；蒋旨昂的《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 （1944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以社区的概念调查研究，分析解说乡村基层政治的著作”，是一种“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杨雅彬，2001： 219） ； 以及俞湘文的《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 （1947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 （1947年耶鲁大学出版）等（杨雅彬，2001： 221， 222 ）。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些社会调查机构的成立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主要的调查机构有北平社会调查所、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云南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以及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等。另外，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虽然不是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但是其下设立的社会调查部却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为中国社会调查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学院派”社会研究在中国经过了一个由弱小到强盛繁荣的发展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达到高峰。据社会学者赵承信的统计，1927—1935年9年的时间内， 国内共有各类社会调查报告9027篇，其中全国性调查1700多篇（赵承信，1936） ，可见当时调查风气之盛。抗日战争使得这一发展进程暂时被打断，但众多社会学者在战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大量调查，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尤其是社区调查研究，在世界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可惜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内地在院系调整中，社会学、人类学两个学科被完全取消，“学院派”的社会研究传统也不得不中断了近三十年的时间，这给中国社会学甚至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直到1979年，随着社会学学科的恢复，“学院派”的社会研究才逐渐发展起来，但这一传统与20世纪50年代以前相比已经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其指导思想的转变。与整个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相一致，社会学的社会研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的。这也反映出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 以社会革命为导向的共产党人的社会研究和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学院派”社会研究这两大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三、国外社会研究简史
虽然社会研究（调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但是比较规范的、科学的社会研究（调查）则发端于近代西欧社会。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 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问题丛生，贫困问题、失业问题、犯罪问题、家庭问题、社会冲突等已经为很多社会科学家或社会活动家重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所谓的“社会调查运动”。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 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研究和一般社会科学家或社会活动家的社会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研究实践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源于实践，经过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的，社会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对各种情况进行调查研究。1843年，马克思流亡国外和恩格斯一起与欧洲许多国家的工人团体建立了联系，经常参加工人的集会和讨论，先后组织和领导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共产主义同盟、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了解和研究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马克思的光辉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就是根据亲自收集和从各个渠道了解到的资料写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注意调查研究各国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及思想状况等。1839年，年仅19岁的恩格斯在《德意志通讯》发表了题为《乌培河谷来信》的文章， 以他调查的资料揭露了家乡资产阶级的伪善和愚昧，反映了当地劳动者的贫困生活及其受到的当地教会中最反动的“神秘主义者”或“虔诚主义者”精神上的毒害。1843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利用在他父亲办的企业中经营的便利，通过他妻子纺织女工白茵士的关系，深入工人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经过两年时间，收集了大量有关工人的工作条件、工资收入、健康状况、教育水平、童工和女工的情况，写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849年9月恩格斯流亡国外，先后到了比利时、法国，经过日内瓦、洛桑，再到伯尔尼，沿途主动接触人民群众。恩格斯以他穿过法国中部的四十天所见所闻，写下了《从巴黎到伯尔尼》的游记，它记载了法国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并试图探索在这个国家能否再出现一次革命高潮的可能。1880年4月，马克思为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起草了《工人调查表》，这是为了采取书面通信调查的方法了解工人的状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调查研究中非常注意收集和掌握前人或同代人的成果，采取科学方法，批判地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不少引证是说明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提出了某一观点。他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大量工厂视察员的调查资料，深刻地鞭挞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他还收集了英、法、美等国的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以及科学技术、生产工艺发展变化的丰富资料，有力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和周期性。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以后，马克思带病认真阅读并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188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阐述了摩尔根的成果，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的形成及其一般特征，厘清了各个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阐明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以及国家消亡的条件。
晚年恩格斯亲自考察了美国社会， 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对美国的社会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我们通常都以为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人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 因此，一切都跟我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1995： 534 ）
（二）近代西方和苏联的社会研究实践[7]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以了解社会、改革社会为目的的社会研究逐步发展起来了。在欧洲，最早运用系统的方法，对社会问题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的是英国的慈善家和监狱改良家霍华德（JohnHoward，1726—1790） ，他在监狱里直接向囚犯收集资料，将监狱中的恶劣环境和犯人患病原因及人数加以记录统计，提供给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会议，1774年，该委员会根据霍华德的报告通过一项法令，释放无罪犯人，并规定了改善监狱管理的若干措施。1775年，霍华德将欧洲一些国家的监狱情况作了比较研究，于1777年出版了《英伦与韦尔斯的监狱状况，以及国外监狱的初步观察和报告》，着重研究了工艺训练和宗教感化对于犯人在社会自新方面的影响。1789年，霍华德根据自己在威尼斯检疫所的观察， 出版了《欧洲主要的检疫所之报告》，促进了检疫工作的改善。
19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革新家与经济学家黎伯莱（F.Le Play，1806—1882）创造和运用了新的社会研究方法，研究了工人家庭预算。黎伯莱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问卷收集资料，并指导调查员用直接观察和对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的个别访问，来了解工人家庭的情况。从1935年起，黎伯莱经过20年的实地调查，完成了六卷本的《欧洲劳工》巨著，调查范围遍及英、法、德、匈、俄、土等国的大城市。他从工人的家庭生活方面观察和研究了劳动状况和社会现象，其中包括工人家庭的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和发展、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婚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欧洲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具有很大影响。
从1886年开始，英国的统计学家布斯（Charles Booth ）着手研究伦敦劳工阶级的贫困问题。他应用分区按户调查和抽样调查方法，从会议、问卷、报告、工会的研究中以及与福利工作人员、教师、牧师、警察等的谈话中，收集了丰富的调查资料。经过十八年艰苦研究，写成长达十七卷的《伦敦居民的生活与劳动》，他的研究被认为是社会学史上社区生活研究的典范，并推动了英国社会研究的发展。霍华德、黎伯莱、布斯被认为是近代社会研究的三大先驱。
在布斯发表《伦敦居民的生活与劳动》之后十年，劳杜里（B.S.Rowntree）对约克城的劳动阶级状况作了详细考察，于1901年出版《约城状况之研究》。 1935年，他在布斯调查之后五十年，又对伦敦情况作了新的调查和研究，其中包括伦敦居民生活、社会变迁、犯罪分析、工业发展、贫困问题、居民闲暇时间的利用等。
美国社会研究最早由贝力博士（L.H.Baily）进行，他于1890年出版了农村调查报告，促进了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此后，美国社会学家曾以贫民生活调查为课题，进行了多次社会调查。到1907年， 由凯洛格（Paul Kellogg）主持进行了“匹兹堡调查”， 以比较科学的方法调查了美国这个钢铁生产中心的工业状况、工时、工资、工业灾害、钢铁与工人的关系、公共卫生、工人住宅、地方税收制度、学校教育、犯罪与刑罚、贫民与公共福利、娱乐等有关内容， 以研究都市化和工业化对城市居民生活的影响。1914年， 出版了六卷本的调查报告。这项调查奠定了美国社会调查的基础，并推动了美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发展。
1914年，哈里逊（S.M.Harrison）进行了伊利诺州春田市（Spring Field）社会状况调查研究，于1920年出版研究专著。这是继“匹兹堡调查”之后，美国第二个著名的社会调查，参加实地调查工作和筹备调查展览的志愿人员多达九百余人。调查的主要项目有：公立学校的工作；心理缺陷者；精神病者和酒精中毒者的教养、娱乐的需要和设备；住宅立法及其趋势；公共卫生；公立和私立的慈善事业；工业状况和关系；犯罪与感化制度；市和县的行政措施。这次调查对社会革新工作帮助很大，并使美国的社会调查更为进步。
从1917—1922年，美国陆续出版了克立夫兰市关于教育、医院与卫生、娱乐、犯罪等方面的调查报告，全书长达48册。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社会学家们注重对失业及其影响进行社会调查，其中1931—1932年加利福尼亚全州的失业和经济状况调查，对经济不景气的形成和失业的原因与性质提供了深刻而具体的资料。1936年安吉尔（Angell）选择了50个家庭来研究因经济萧条而遭到生活打击的忍受性情况，出版了《家庭不幸遭遇者的调查报告》。 同年发表的还有社会学家葛樊（Ruth S.Cavan）和精神病工作者南克（RatherineH.Rank）联合调查的《100个芝加哥失业家庭研究》。 1940年，社会学家考玛拉夫斯基（Mirra Komarovsky）的《失业者及其家庭》出版，研究了59个家庭个案，以了解在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中家庭关系的反应与变迁情况。[8]
苏联的社会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1918年5月曾经指出：“当前的首先任务之一，是进行一系列社会调查研究。”（《列宁文集》27卷，1972： 378）虽然由于特殊情况，苏联早期的社会学研究受到了影响，但还是在1923年专门成立了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调查委员会，从事应用社会学研究。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的阿尔泰、北高加索、萨拉托夫、斯摩穆斯克、普斯拉夫、唐波夫、平扎、高尔基、莫斯科和基辅等十几个省或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调查的范围比较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在革命影响下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人在劳动组织中的作用、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闲暇时间的结构、家庭与婚姻、社会管理问题、宗教问题、社会工业问题等。其后出版了《我国的农村》 （1924） 、《职业选择》 （ 1925） 、《沃龙涅什农村》 （1926） 、《农村面貌》 （ 1926） 、《工人生活特写》 （1928）等一些社会调查研究专著。50年代后半期，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学研究逐步得到恢复。60年代开始设立从事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机构，其后二十多年时间，苏联社会调查和研究的主要课题有：社会结构、科技革命及其原理、社会计划与管理、社会预测、生产集体、社会舆论与群众性的宣传工具、生活方式、家庭与婚姻、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支配、老年人问题、青少年犯罪等。大量有关上述课题的文章和专著先后发表和出版。
四、历史的启示
回顾社会研究（调查）的简单历史可以发现，社会研究（调查）是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方法。20世纪初至50年代的中国社会研究（调查）史，一直存在着以社会革命为导向的中国共产党人社会研究（调查）和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学院派”社会研究（调查）两个主要传统。两大传统独立并行，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交叉。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研究（调查）和国内高等院校、研究机关的社会学家进行的社会研究（调查）在研究目的上有很大区别，但是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借助社会研究（调查）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虽然我们还没有资料证明毛泽东的社会研究（调查）方法是否受到西方社会研究（调查）方法的影响，但是从具体的社会研究（调查）实践来说，两大传统的社会研究（调查）方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起源于欧洲社会的近代社会调查运动与欧洲社会本身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首先，近代社会调查运动差不多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同步的。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诸如失业、贫困、犯罪、社会冲突等的大量产生，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大批有志于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的学者对资本主义存在的各种弊病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和自我完善。其次，欧洲近代社会调查运动的产生受到人文主义传统的极大影响，对人的价值的重视， 以及“天赋人权”的思想，使得近代社会调查运动主要关注的是底层社会的一般民众生存状况， 当时的社会研究（调查）甚至以后的社会研究（调查）对象都是底层贫民，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改善底层贫民的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的甚至成为立法的依据。可以说，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这些研究成果是息息相关的。第三，在近代社会调查运动中使用的研究方法，既有受到科学研究方法影响的统计分析方法、问卷调查法，也有受到人文主义影响的个案研究，或者把两种方法集合在一起。这些方法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都不是很完善，但是仍然对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1]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研究的理论“科学性”是价值关联的、建构性的、相对的。
[2]能否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理论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命题。
[3]按照建构论的观点，任何事实都是被建构的。
[4]对于人类知识分类有不同看法，本书仅就科学知识的获得进行讨论。有关人类思想和精神方面的知识除了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不可检验以外，社会理论知识严格地说都应该能够通过科学方法进行检验。
[5]“规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一般不太采用这样的说法。
[6]杨雅彬、郑杭生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均沿用此说。但韩明膜、水延凯认为美国传教士明恩溥 （A.H.Smith）于1878—1905年在山东传教期间对山东农民生活所做的调查是最早的调查，1899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生活》一书是最早关于中国农村的调查专著。
[7]这部分资料是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当时翻译的内部资料整理的，因而无法注明出处，特此致歉。
[8]最近十多年国内翻译出版了一些1930年代前后美国社会学家有关社区或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著作，如《中镇研究》《街角社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