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非实证主义方法论

非实证主义的观点正好与实证主义相反，认为人的行为不同于物体运动，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社会历史事件都是独特的，非重复性的，因而无规律可循，因此无法对人的行为做出预测。社会现象对于社会行动者来说是“有异议”的，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社会现象不过是行动者感性认识和主观理解的产物，那些把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实加以研究的实证主义倾向，实际上是把研究者自己的主观解释强加于社会世界。因此，实证主义忽略了社会行动者的特殊性、自主性与互为主体性，没有认识到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抹杀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例如对于自杀问题的研究，实证主义认为自杀是与社会有关的，自杀率的高低在于个人与社会的整合程度。非实证主义认为自杀是由个人的心理、性格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它的特殊原因应该从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或生活史中去寻找。

比较极端的非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他坚决反对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方法论绝对化，强调人文科学（学科）的特殊性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提出了理解三原则：历史知识是自我意识；理解和说明是有差别的；理解是从生命到生命的运动。

非实证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思想介于狄尔泰和涂尔干之间。他指出，社会现象都是与人的行动和人的主观动机有关的，它们与自然科学是有区别的。但是人们的行为是理性的、有目的的，这种理性行为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通过对社会行为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动机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现象的规律性。他所提出的理解社会学既包含社会行动客观因果性关系的说明，又包含对行动者主观意义的理解，因而带有相对主义的折衷色彩。韦伯的非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观点主要是：

第一，社会现象不仅取决于社会规律，而且也是人的主观意识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规律本身也是人的主体行动的凝聚和结果； 当人的自由意志以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时，人们可以通过了解人的理性预测人的行动。

第二， 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要地位，但不是唯一的。韦伯认为人的行动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人的行动客观性，即人们正在进行的活动或事实是可以被观察和体验的， 因此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人的行动的主观性，即行动的意义和动机是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只有联系具体的历史背景，建立一种概念工具，深入行动人的主观方面理解他的意义和动机，才能说明行动的原因、过程和结果。 当把直接经验和由理解而产生的解释因果的理论相结合时，经验知识才能成为有效的知识。

第三，由于经验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价值中立”可以是科学研究的规范原则，但是价值中立是以“价值关联”为前提的。在韦伯那里，所谓价值中立就是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价值关联和一定的文化相联系，并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 离不开被研究对象的特定的文化背景或价值体系，只有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或价值体系下才能理解行动者的行动意图和意义；由于文化本身既有主观因素，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因此，价值关联仍然是价值中立的。价值判断也是一种价值关联，但是研究者有自身的文化背景或价值体系， 当研究者以自身的价值体系去理解某种社会现象，就是价值判断，即对具有独特性质社会现象的一种态度或评价。 当然，如何在坚持价值关联的同时又保持充分的价值中立，是包括韦伯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面临的基本难题之一。

此外，韦伯的社会研究方法论还提出“理想类型”的思想。针对德国人文学派和历史学派个体化和特殊化的研究方法，韦伯指出理想类型是一种关键性的概念工具。理想类型不是一个道德概念，也不是事物的平均状态。理想类型是社会科学家根据各种标准建立的行动类型、意识形态类型和经济制度类型。它是被构造出来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概念工具，因此与经验事实是不同的。但是，理想类型又是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概括和抽象的，因此它“具有使自己离开现实而又以此起到认识现实的作用”的特点，是比较研究的基础。韦伯还认为，理想类型不是假设，除非你能对理想类型提出充分的反例。但是，理想类型会对假设的设立产生启发作用。

20世纪中叶，特别是进人70年代以后，社会学领域中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强势地位开始逐渐衰落，再也不能一统天下。导致实证主义方法论衰落的原因有三个：一是韦伯所倡导的理解社会学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青睐，它同现象学的嫁接发展出现象学社会学，产生于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中的社会互动理论也在和理解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的交流中产生了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常人方法论、社会建构论等相继成为社会学理论流派中耀眼的新星。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法兰克福学派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和形态。三是科学哲学领域中的社会学一历史流派的兴起，以1969年出版的托马斯·库恩所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标志。库恩通过经验研究后指出，科学的进步并不是完全如科学家自我宣称的那样是通过遵循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知识的不断积累而实现的，事实上，科学的进步主要表现为范式的转换，即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替代这种“科学革命”的方式实现的；而一种范式的提出又与“科学共同体”有着密切关联，后者同样不仅仅是按照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组织起来的，而是一个社会性组织，因此，新范式的生产也就带有强烈的非科学的特征。由此可见，库恩所谓的“进步”已经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而仅仅是一个修辞学意义上的概念，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这些理论或方法论的出现对现代社会研究方法的革新具有较大的作用，增加和丰富了社会科学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工具，使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能够更加全面地达到对社会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