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社会科学研究的限制
虽然人们都同意“科学无禁区”，但是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科学研究上仍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生物科学上的“克隆”技术受到社会伦理和道德的限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社会科学研究受到的限制要比自然科学多得多，这些限制主要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等方面的因素。
2.3.2.1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主要是指国家和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考虑而对社会科学研究施加影响，以及社会科学家在社会研究的政治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最为著名的案例就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研究中的“卡梅勒” （Camel。t）计划。此项研究由于具有美国国防部的背景，并且是针对当时智利国内的政治问题，引发了社会学家的激烈争论，也引起了美国和拉美国家外交关系的紧张。最后“卡梅勒”计划不得不中止（艾尔·巴比，2000b： 127） 。毋庸讳言，政治因素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不仅在西方国家存在，而且在我国也是存在的，国家每年公布的社会科学课题指南其实已经包含了政府的某种导向。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如西方国家对国家领导人的民意调查在我国现在还不能进行。一些政治敏感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则要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有的能够公开研究，有的只能内部研究，有的暂时不能研究；对外合作的社会科学研究要经过正式的程序，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才可以进行；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不能违反我国的法律；涉及国家机密的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不能与国外合作，而且研究成果也不能公开发表。这种影响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时还和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有关，有的甚至与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有关。
2.3.2.2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的影响其实与政治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需要一定的经费，大规模的研究需要的经费更多。国际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一般来自三个方面：政府、民间和国际组织，其中很多是以基金会资助的形式出现。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 目前还很少有来自于民间独立研究基金的资助。然而，研究经费不管是来自政府、民间或者是国际组织，都有严格的申报和审批制度。研究基金的审批不仅要考察研究课题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而且也要考察研究课题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关联。因此，经济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以政治因素为导向的，各种研究基金尤其是政府背景的研究基金不过是以经济为杠杆，“指导”研究者什么是可以研究的，什么是不能研究的。如果说政治因素的影响是“外在”的强制，那么经济因素的影响则是“内在”的引导。它“迫使”研究者“自觉”地接收各种研究基金的指导和安排，去接受研究基金愿意提供经费的研究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常被人们视为“客观”的经济因素其实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影子”，都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
2.3.2.3 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和限制。同样的社会研究项目在不同的社会、地区里，有的能够做，有的不能做。例如，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里，就很难进行有关妇女问题的研究，而且在很多国家被看成社会问题的妇女问题恐怕在这些国家里并不被认为是社会问题。同样，对人类性行为的研究在我国和一些东方国家还不可能采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著名的《金西报告》所采用的实验方法在这些国家里是无法想象的。即使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对人类性行为进行研究在我国也仍然受到文化因素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访问对象都愿意真实、细致、全面地反映私密程度很高的个人性行为；研究人员也很难检验资料的效度和信度。现代社会研究者还往往会遇到一些与被研究者价值观念有关的尴尬问题。在笔者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有的被调查者在问卷中的某些问题上赫然写道：“这个问题纯属个人隐私，本人拒绝回答。”现在被看作个人隐私的不仅有个人的私生活，而且还有个人收入、家庭财富，甚至年龄等。西方社会中“男不问收入，女不问年龄”的价值观念已经为我国发达地区的居民接受。虽然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像经济收入等一些社会因素被看作个人隐私，无疑会增加社会研究的难度。研究者固然可以从方法上采取一些替代手段，但获得的资料可能就是间接的、模糊的、片面的。
2.3.2.4 道德因素
除了上述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之外，道德因素也会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资料收集阶段，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收集，面对访谈对象要不要把研究目的明明白白地告诉被访谈对象，一直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把研究目的告诉给被访谈对象，可能引起被访谈对象的兴趣，使他能够乐于参与访谈，真实地反映自己的情况。这在一般的社会研究中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那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如和政治有关的问题、牵涉到个人利益或隐私的问题时，如果把正式的研究目的告诉被访谈者，有的时候会引起对方的误解，甚至会拒绝访问。例如，我国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研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课题，它不仅和政治有关，而且在我国也和家庭及个人有关。就在三十多年前，每个人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分。现在不少中老年人都还记得当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影响到自己的成长和生活，甚至婚姻，许多人因此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三十年过去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分化也在加剧，社会阶层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显然对于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研究是相当迫切的。但是许多成年人因为在他们成长道路上可能都有过那么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对研究目的就有可能产生一些误解。因此，有些关于社会阶级、阶层的研究是假借“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等的名义。显然，这样的研究对于被访谈者来说带有“欺骗”的嫌疑，只不过这种欺骗是善意的，一般也不会对被访谈者带来危害。
但是，有些科学研究的欺骗却会对当事者带来很大的伤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米尔格拉姆（Milgram）实验。这个实验从方法上来说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实验的题目是“惩罚和记忆”，被实验对象表面上是学生，它似乎想证明人们的记忆在一定的刺激下是可以被激发起来的，实验中的刺激是“电击”，当学生不能正确回答问题时就要由老师给予“电击”，“电压”从15伏特到315伏特不等。最后正式实验报告显示，真正的实验题目是“命令与服从”，真正的实验对象不是学生而是老师，“电击”是假的，学生是心理学家事先安排好的，是在“演戏”。鉴于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在“服从命令”的借口下将暴行合理化的情况，实验想证明：人类是否愿意因遵从权威而去伤害他人（艾尔·巴比，2000b： 121-122） 。这个实验由于采取了欺骗手段，有违科学研究的道德准则，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也引起被实验对象的抗议。其他的一些实验也可能会引起道德上的争议，例如教育实验对于实验对象和非实验对象来说，在道德上都很难说是无可指责的。即使像问卷调查，问卷中某些问题对于被调查者来说往往会是一个“陷阱”，细究起来同样会成为道德问题。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社会科学是对“人”的研究，研究者也是人，很难区分出所谓的“客体”和“主体”，这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很难达到自然科学的精确度，因此，在研究中不能生硬地全盘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根据社会现象的特点，运用适合社会现象特点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要求我们坚守职业道德，在研究中遵循一定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伦理准则。
思考与练习
1.什么是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它们在方法论上有什么区别？
2.社会研究方法论对社会研究方法有什么影响？
3.在社会研究过程中如何理解和把握价值中立、价值关联和价值判断？
4.根据社会科学预测的特殊性，解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预测。
5.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注释】
[1]本章对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分类严格地说不符合一般的分类标准，本书主要目的是为了介绍具体的研究方法，因此在方法论上，注重在具体社会研究中讨论相关的方法论问题。
[2]其后发展出来的后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在笔者看来，已不再固守社会现象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而是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但其仍坚持科学方法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法。
[3]“正确”其实不应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用语，所谓“正确”只存在于韦伯所说的“投入理解”中，或者只是指能够逻辑自治地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或诠释。
[4]自证预言虽为“假”，但有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例如中国民俗中的“抓周”，若孩子无意识抓了笔墨等，长辈们都会认为孩子是个读书的“料”，就有可能为孩子读书创造各种条件。在这种氛围下，孩子读书很用功，最后考上大学，也就被“建构”成一个从小就爱读书的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