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 选题的思维方法和“问题意识”
选择研究课题就是确定问题的过程。选题的思维方法和“问题意识”与教育模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中，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教师和家长教给孩子的都是“确定性”的知识，很少对“知识”本身进行讨论、提出疑问。而且，这种“确定性”知识深深地扎根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中国学生可以是一个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的学生，但是他们要成为一个“研究者”往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中国教育模式培养的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而不是一个“研究者”或者是对问题的“探索者”。
从选题的思维方法来说，根本的一点在于思考与怀疑。如果人们不能对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加以思考，不能提出问题，不能怀疑，就无所谓问题。科学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怀疑”，有怀疑才能有问题，有怀疑才能推动科学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如果没有把“怀疑一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就不可能引发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创立以他命名的社会理论。但是，“怀疑一切”不是无端怀疑，不是乱加怀疑，怀疑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之上的，是在对研究对象的周密思考中提出问题。怀疑是思考的起点，思考过程是怀疑的理性化过程，最后形成研究问题。这里所谓“怀疑”是“科学的、理性的”怀疑。
科学的、理性的怀疑首先与“问题意识”有关，即人们通常说的：什么是问题，你能不能提出问题，从什么角度提出问题，在什么样的理论背景下提出问题，问题的意义是什么，等等。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
有的国内学者从教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感到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姚本先，2001） 。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具有更强的意识能动作用和行动者的阐释因素，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转引自秦亚青，2005） 。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要建基于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或者研究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与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按照笔者的理解，社会研究中有三种认识方法对“提出问题”富有启发：涂尔干的社会事实论，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加芬克尔等为代表的常人方法论。这三种认识方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范式”[7]。依托这些方法，研究者可以从一些平凡的小事情中发现需要关注的大问题，或者能够对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小事情提出全新的诠释。
涂尔干的社会事实论认为，社会事实是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的，是由先行的社会事实形成的。社会事实是以外在的形式对个人的“强制”，并塑造了人的意识（《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 》 ， 1991： 29 ） 。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实证主义的认识，即人们的行为和观念都和一定的社会背景有关，个人生活在社会里实际上是非常无奈的，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事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米尔斯，2001： 3-4） 。并且米尔斯认为，人们所面对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困扰”，它只关系到个人直接体验的有限的社会生活领域，个人感到所珍重的价值受到威胁；另一类是“公众问题”，它常常包含制度上和结构上的危机。以离婚为例，如果离婚仅是个别人的行为，那么它仅是“个人困扰”，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里有许多人离婚，甚至1/4以上的家庭发生了离婚，那么离婚就不仅是个人困扰，而是公众问题。这么多的家庭离婚说明这个社会的婚姻制度存在着问题。社会学的想象力给人的启发是，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并不都是社会问题，只有那些和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有关的问题才是社会问题。同时，对于属于“个人困扰”问题的认识需要超越个人所处的局部环境，发现可能隐藏的结构性问题。
常人方法论的最大特点是不把“理所当然”看作是“理所当然”，认为人类是在一种持续的基础上，不断地在实践上创造和重塑这个世界，当这种“理所当然”的常规被打破之后，人们可以发现这种常规背后所隐藏的潜在的社会事实。例如，乘电梯按照通常的规则是进入电梯的乘客不会脸对着脸，除非是恋人，或者密友，一个陌生人如果在乘电梯时对着你的脸，将会是非常尴尬的（艾尔·巴比，2000b： 62-63；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 。问题在于这样的游戏规则是怎样被建构的，显然它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千百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建构起来的。
社会事实论、社会学的想象力、常人方法论给人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方法。一般认为，社会事实论和社会学的想象力被看作结构主义的认识方法，常人方法论被看作建构主义认识方法。当把这两种认识方法结合在一起，也许就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或“结构二重性”理论的认识方法，即“人们在一个受制约的社会里建构一个制约自己的社会”，“社会”是理论或意识形态和行为者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讨论这个问题。从20世纪末开始，困扰中国教育界的一个问题就是“教学减负”和“素质教育”。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教育革命曾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之一。当时毛泽东提出“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要减轻学生负担，不要把学生当敌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大革命”，后来直接导致“教育无用论”，中小学不上课，停课闹革命，并取消高等教育，中国教育受到史无前例的摧残。然而，问题在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学生负担为什么反而会越来越重，为什么干军万马都要走“独木桥”？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上大学成为每个孩子最大的人生追求。人们曾经用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论进行解释，认为我国的大学招生规模太小，不能满足人们上大学的需求。因此，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高校开始大规模地“扩招”。毫无疑问，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是必然的，但是企图通过大学“扩招”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最终达到把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目的，实践证明并不完全成功。很多中学仍然在素质教育的名义下我行我素，实质上还是应试教育，或者用应试教育的方法进行所谓的素质教育。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名义下，学生的负担仍然没有减轻，“金色的童年”变成“灰色的童年”。读大学的竞争又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展开，很多学生和家长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考上大学，而是要考名牌大学，非名牌大学不上。这里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千百万家庭要把孩子上大学看成是人生的唯一道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学生负担太重了，但是人们又不得不去做？人们碰到了一个悖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但是又不得不去做！
从上面的情况看，“教学减负”和“素质教育”可以成为一个“研究问题”。首先，这是一个“社会事实”。中国古代文化积淀下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等观念仍然制约着人们的读书行为；千百年形成的“官本位”制在改革开放后没有得到抑制，反而越演越烈；社会底层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只能通过获得大学教育。社会的外在制约使很多人唯恐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社会学的想象力角度去考虑，当人们都去做一件大家都认为不好的事情时，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公众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安排（制度和结构）中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而从常人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样一套制度、行为规范是怎样被建构的，无数参与者在建构这样的制度和行为规范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值得考虑的还有，中国人的读书观念和动机会对中国的社会分工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大城市，一般青年人都不愿意去当工人，更不愿意当农民，都想做白领，最好是一夜暴富，那么谁去当工人，谁去当农民？这个社会还需要工人和农民吗？显然这些问题都可以形成研究这个问题的导向。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问题意识”就是人们在考虑任何问题时都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背景下，分析无数个人是怎样主动参与和“共谋”一定的行为规范，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解释或诠释人们的行为或观念。其实，这样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看到，只不过马克思使用了不同的话语表达而已。
如果继续讨论“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研究”，这个研究课题可能有的“问题意识”有哪些？其一，消费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行为，是维持人类生存或基本生活的必要手段。但是，在现代社会里，消费不仅仅具有这样的作用，更多的消费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生存的需要，而是一种“被强制的消费”。在消费主义浪潮的席卷下，消费是被制造出来的——被生产和传媒制造出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是“强制消费”的结果。其二，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解释，家庭消费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家庭消费具有实现目标、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地位评价等功能（富永健一，1984） 。其三，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看，消费实际上是“身体消费”，现代社会的消费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或只是为了取悦于他人（或环境），尤其是时尚消费。“女为悦己者容”就是这个道理。“体面”“美丽”反映了他人依赖的社会认同，同时又在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反映了自我认同。广义上的“身体消费”包括知识的习得、礼仪的训练、身材的控制、营养的摄取、外在的衣饰等，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全方位的消费。其四，还可以关注消费中的新现象，例如前面提到的城市青年的“月光族”现象，青年夫妇家庭消费AA制等。打开思路，人们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的形成依赖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尤其是理论知识结构。没有理论，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理性的怀疑。因此，“问题意识”又是和“理论意识”密切关联的，即要在一定的理论概念下思考和分析特殊的社会现象。同时，怀疑是建立在对社会生活观察的积累之上的，是在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质疑。但是，在对社会生活观察基础上提出的疑问还必须考察其在人类的“知识库存”中是否已经得到解释，或者随着社会的变化，原有的解释是否已经失效。确定问题的具体方法就是查阅文献资料。因此，观察社会生活和查阅文献是找到研究问题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