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 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
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确定是一个过程，其核心是确定在研究课题中你想解决或探索的问题是什么，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问题意识”。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的逻辑过程应该是：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研究问题。
研究领域一般是指研究课题所在的学术领域。 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曾经在讨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分析了“学科”和“领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所谓“领域”是指认识和系统化的对象的特定化，“学科”是指认识和系统化原理的特定化；一个对象领域可以由几个不同的学科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一个学科也可以研究各个不同的对象领域。“经济”“社会”都是领域，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是学科，经济学不但可以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原理研究社会领域的问题。同样道理，社会学不但可以研究社会领域的问题，也可以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富永健一，1984：5-6）。因此，更为确切的说法是，研究领域是指研究课题所在的“对象范围”。例如关于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从对象范围来说应该是“经济领域”。在明确消费行为所在的研究领域之后，首先就要搞清楚经济学中关于消费行为的理论有哪些，社会学中关于消费行为的理论有哪些。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献述评或文献综述。它要求研究者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的时候，首先要梳理所选课题在其所在研究领域中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已经获得的研究成果与当下的状况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现在的社会现象是否仍然具有解释意义；此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等等。经过对文献的梳理，研究者可以找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便自己的研究能在这一领域中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劳动。
所谓研究主题，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收敛，是在一定的学科视角下确定的研究课题中需要提出的具体问题。例如，关于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主题就是“消费”，这个主题所在的学科视角可以是经济学、社会学，或者心理学，也可以是多学科视角的。明确研究主题可以使研究者确定研究主题所在的学科领域，为在一定学科视角下确定研究问题奠定基础。研究者可以在对文献资料梳理和对社会生活观察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在这一研究课题中希望回答的具体问题。例如，关于城市居民消费这个主题，经济学通常运用一些经济变量解释人们的消费行为，或者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把消费行为看作是交换双方的一种计算；社会学则更多的是从消费的象征性功能考虑，既可以是对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基本状况的调查，也可以是对这一领域中新出现的消费行为的调查，某一社会阶层消费行为的调查；在我国还可以研究公务领域的消费如何被转变为私人消费，医疗保障的社会性消费如何转变为家庭成员共享的消费，等等。因此，研究主题就是一项课题在其确定的学科领域内需要讨论和探索的具体问题。
研究问题主要是指在研究主题的范围内确定需要研究的新“问题”。一般来说，一项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否是“真问题”，主要取决于以下四方面：
首先，所研究的问题在现有的“知识库存”中还无法找到答案，是“史无前例”、“填补空白”、开创性的。这样的课题在研究我国社会转型过程方面特别多。当一种社会结构被另外一种社会结构所替代时，会产生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当然，有些研究课题放在人类整个“知识库存”中也许不是问题。但是当社会科学理论还不具有高度“普适性”、不能“放之四海皆准”时，在社会文化、社会形态多样化的情况下，每个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其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是新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研究者要有良好的敏锐性和洞察力，要善于“捕捉”本国、本民族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些问题虽然是人类的基本问题，如婚姻、家庭、性等，在人类的“知识库存”中已有很多研究，但是不能说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已经穷尽了。因为这些现象一方面会受到一个国家历史和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受到社会的发展、人类性观念的改变、人类繁衍技术革命的影响。
其次，“问题”也可以是指采用不同理论对一个已经被大量研究的问题给予新的诠释，或者采用新的方法对一个旧的问题进行研究。例如，针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人口过剩”现象，马尔萨斯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规律”，即：人口过剩是因为“粮食的增长是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的增长是几何级数增长”，人类只有自觉地节制性行为才能防止人口过剩，否则战争、瘟疫、自然灾害将会自发地调节人口再生产；马克思从制度层面上提出了“产业后备军”的重要概念，认为“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做到有计划的人口再生产。又如，当很多研究把自杀仅仅看作是个人原因导致时，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则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揭示自杀规律。一门学科或者一个新的问题刚刚开始研究时一般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归纳演绎，获得对问题的认识，也能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阶段，量化研究方法将会使原有的研究得到提升，并在理论解释的“普适性”方面获得更大的说服力。有的时候，研究者也可以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使得一个旧的研究课题获得新的活力，诸如城乡比较、历史比较、代际比较、国内外比较、文化比较、理想类型法等。
再次，“问题”还表现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做过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或者原来的理论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例如，同样是“大龄女青年结婚难”的社会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由于大批知识青年从农村回城，因为传统的男女婚配“婚龄差”的原因，一大批女青年超过了“最佳”的适婚年龄，因此无法找到适龄的婚配对象。而21世纪开始，大城市中一些“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资历）大龄女青年无法找到自己满意的配偶，除了传统的择偶标准的影响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获得了与男性一样甚至更高的教育，加上婚姻观念的变化，不少“三高”女青年宁可独身，也不愿意“苟合”。也许再过二十多年，由于现在的性别比不协调，男女婚配现象将会发生新的变化。又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我国的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发生了新的变化，很多学者认为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无法正确地解释变化中的社会阶级、阶层状况，主张结合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分析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这就是一个企图用新的理论解释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现象的典型例子。[3]
最后，就如前面说的，在社会科学中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身能否成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社会科学中，任何解决方法的背后都隐藏着理论或者方法论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无疑是一种价值关联下的价值选择。社会科学大量面对的是社会问题，对于某个社会问题是否成为“问题”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例如，婚外恋、同性恋在我国一度被看作是淫乱甚至是犯罪。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所谓的社会问题都是一种“标签”，是一定价值判断下对一种非主流文化的界定。同样，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背后具有一定的理论选择，就如有的学者概括的那样，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分为三大流派，即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学派，不同理论影响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安排是不一样的（徐丙奎，2006） 。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不难看出不同理论的影响。因此，何谓社会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概而言之，所谓问题一般至少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中的一种：新现象、新理论、新方法、新变化。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问题来研究，实际上也与上面四个特征有关。我们之所以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该作为问题来研究，就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会被人忽视。社会问题很多是因为社会政策不合理造成的。人们往往只看到问题，却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除此以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还必须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上帝是否存在？人有没有灵魂？这样的问题是不能够采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科学方法的重要特点是能够运用经验资料加以证实或证伪。并且，在问卷调查中不宜对历史问题进行调查。诸如“近代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比较研究”一般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而更多的是采用文献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