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 珐琅制作
珐琅制作就是将玻璃质材料熔化在金属底子上。大体来讲，珐琅是一种柔软的玻璃化合物，由燧石或砂（约50%）、红铅（约35%）以及苏打或钾碱（约15%）混合制成。当这些物质熔化在一起时，便形成一种几近无色的熔化物，通过加入某些金属氧化物可以使其增色（边码312-314），搅拌后浇入直径为数英寸的板材模中。使用时，将其打碎并放入臼内掺水研磨成粗粉状，充分冲洗以去掉任何异物和珐琅本身的细微颗粒，因为在焙烧时，异物和珐琅体内所滞留的空气会产生气泡，从而削弱珐琅的光泽。粉状珐琅必须保持湿润。底子可以是金、银、红铜、青铜或（如今是）铁。为了制作嵌金属丝花纹或镂雕的制品，可把不同的粉状珐琅紧紧填入空隙并抹平，彻底干燥后放在熔炉内焙烧直至其熔化。焙烧之后的珐琅表面极其光亮，紧紧地附着在金属上。如果表面有缝隙，应填充更多的粉末再进行焙烧，然后重新磨平，并通过再次焙烧或摩擦进行二次抛光。
早期珐琅制品放在敞开的陶钵内，直接置于木炭炉内焙烧，或者如特奥菲卢斯（边码351）所述，上面用有孔的铁碗覆盖［4］。木炭堆积在它上面燃烧，直到珐琅熔化。冷却之后，用利器去掉瑕疵，加入新的粉末，然后再次焙烧。
虽然苏美尔人将彩色宝石镶嵌入金器或银器，埃及人把玻璃和陶器碎片粘贴在珠宝上，但是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珐琅制品——熔化在制珐琅用的金属嵌丝之中的——产于迈锡尼晚期（约公元前1200年）。这是6枚金戒指，出自塞浦路斯旧帕福斯（库克利亚）的一座墓葬，上面装饰着珐琅圆粒（图420）。每个圆粒四周环绕着金质嵌丝，固定在一个镶嵌底座上。在嵌丝分布的局部，最初用玻璃碎片覆盖，其中最大者有1/8英寸。釉面上排列着花卉纹样，大概是用胶粘贴的。类似的玻璃碎片嵌入缝隙之间，显然玻璃并未被研磨成粉，因为不同色彩的部分是截然分开的，一种颜色并未渗入另一种颜色。接下来，整个圆盘进行焙烧，表面要经过打磨、抛光，然后镶嵌在戒指的镶嵌底座上。
图420 迈锡尼金戒指。
带有嵌金属丝花纹的珐琅。塞浦路斯的库克利亚，公元前1200年。
已知的珐琅制品中，只有几件是早于公元前6世纪或前5世纪的希腊珐琅。这类制品的一个较晚时的很好例证是一根金色的权杖，带有一个科林斯式的柱头，出自他林敦（图421）。它的手柄布满了菱形的金属丝，在菱形网的每个角上都焊接着一个挂着珠宝颗粒的金属丝圆环，每个圆环带有一丝蓝色的珐琅，充满着神奇的魅力。迄今发现的早期珐琅制品的珐琅部分很小，似乎在模仿彩石镶嵌，例如图坦哈蒙（Tutankhamen）第三具棺木上的珐琅工艺。
在西方，受到凯尔特工匠的影响，使用小珊瑚片来装饰的方法逐渐被采用少量的珐琅块来装饰所取代。出自泰晤士河畔巴特西的著名青铜盾（图422），反映出凯尔特工匠对纯粹线条装饰的兴趣，但它曾经被误认为是珐琅制品。它的红玻璃的彩色圆盘只是铺垫在孔内，而不是熔化进去的。红珐琅最初通过氧化亚铜来得到红色，蓝、黄、绿等颜色则是在1—2世纪增加的，可能是受罗马的影响所致。从格洛斯特郡伯特利普出土的精美铜镜（图423），再一次展示了凯尔特工匠对线条情有独钟，手柄上的一缕红珐琅与金黄色的青铜器相映生辉。
图421 一根金色权杖的杖首。出自意大利的他林敦，一端是用绿色玻璃制成的榅桲。（下）覆盖在权杖上面的珐琅化的金网的细部。公元前3世纪。权杖长20.2英寸。
在欧洲大陆西部和不列颠发现的众多罗马饰针和装饰品，均镶嵌着镂雕珐琅。拉奇（Rudge）杯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它的器身带有铭文，包括罗马长城各站的地名，还有长城的浮雕像，颇具现代韵味。苏格兰厚重的青铜臂钏继承了镂雕传统，装饰着红、黄珐琅。在盎格鲁-撒克逊吊碗上，可以看到一种新颖、美丽的花卉纹样，萨顿胡沉船宝藏（图424）中就有若干这种精美作品。
图422 凯尔特人的青铜盾。
装饰有红玻璃，发现于泰晤士河畔的巴特西。1世纪。
图423 凯尔特镜子。
珐琅青铜制成，出自格洛斯特郡的伯特利普。
根据金属底结构的特征性差异及其与玻璃质覆盖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把所有已知珐琅归为下列几类：
（ⅰ）嵌金属丝花纹的珐琅制品 粉状玻璃被放入单独的孔穴，孔穴用狭长的金属条或金属丝制成。焙烧时，珐琅紧紧地附着在底子上。如果没有底子，珐琅呈半透明状，这样的制品则称为镂花搪瓷（plique-a-jour）[2]。现存南肯辛顿的一只出自14世纪勃艮第的珐琅杯，就是这种工艺的一件佳作。
图424 吊碗的底部。出自萨顿胡的沉船，有珐琅和琉璃工艺装饰。7世纪。
（ⅱ）镂雕珐琅 珐琅填满金属底座的孔穴，孔穴是用凿子挖凿出来的，或在器身上雕刻、冲压、铸造而成。
（ⅲ）浅浮雕珐琅 属于（ⅱ）类的一个分支。纹样雕琢或雕刻成低浮雕，低于底子的原始平面，然后覆盖一层半透明的珐琅。透过珐琅，器表下面的纹样清晰可见，上面所覆盖珐琅颜色浓度的渐变可以反映出浮雕深浅的变化。
14世纪早期的两个非常著名的杯子就是浅浮雕珐琅的最佳见证（图425，图版33）。其中一个杯子装饰着描绘圣阿格尼斯（St Agnes）生活场景的画面，一个弯曲的陈列支座托着金盘，用凿子之类的工具在金盘的正面修整出一个面以待珐琅覆盖。整个画面低于背景，是一件精雕细作的低浮雕佳作。在金盘表面的某些地方，用凿子或者用带凿孔的凿子斜切出表面光滑的小面，然后用不同色彩的珐琅填充凹面，靠在一起。焙烧并抛光之后，珐琅完全填满了凹面，凹面的上部与底子齐平，金器上的色彩显得格外耀眼，点状菱形纹给素面的金底子也增色不少。浅浮雕珐琅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下文将要述及的金斯林杯（边码463）。
图425 皇家金杯。
装饰有浅浮雕珐琅。1350年。颈部的两个箍是后来加上去的。
（ⅳ）镶饰珐琅 这是第二类的又一个分支。可用镶饰珐琅覆盖，采用凸纹或凹纹技术从金属片锤打出人像表面，或者装饰不规整的面，例如杯子的底座或戒指的肩部，也可以用来装饰一个金属铸件。
（ⅴ）着色珐琅 它们构成第三个主要类别。此类产品自15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在大量生产，因而超出了本卷的范畴。在这里，只要提到这个名称就够了。
人们也在不时尝试上述方法之外的其他办法。例如，君士坦丁·莫诺马库斯皇帝（Emperor Constantine Monomachos，1042—1054）的皇冠上镶有珐琅人像，素面的金底子装饰着嵌金属丝花纹的珐琅。工匠用刻刀向下挖凿，把人像占据的部位弄成凹面，低于底面约1/16英寸。在凹面内，工匠用金属嵌丝排列成人像，然后填满珐琅。11世纪的法国孔克的圣富瓦宝藏的一个可移动祭坛，就采用了这种方法的罕见变体。这里的材质是铜，分为紧密联结的两层，上层镂空成所设想的器物轮廓。在形成的凹面里，金属嵌丝固定在下面的盘上，孔穴内填满珐琅，然后焙烧、抛光，铜的所有露出部分都镀金。
从审美角度来讲，镶饰技术有助于做出完美的纹饰，这是因为用于镶嵌珐琅的凹面挖凿好后，所形成的金属造型不必像嵌金属丝花纹制品所要求的那样狭窄或等宽，而是可以任意沿单向延伸。底子通常镀金，形成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珐琅区域成为金属的装饰而非附在金属上的增添性装饰。在瓦朗斯的镀金铜珐琅首饰匣上（图426），可以看到珐琅区域与镀金底子十分和谐。另一个例子是采用了浅浮雕珐琅工艺的金斯林杯（图版33），这是英格兰最早的一件大口餐具（约1325年），且可能是现存最精美的杯子。它是镀银的，并带有深蓝色、绿色和紫色珐琅。每个嵌板的珐琅部分之间，有的地方留有大块的金属，从而把整个纹样维系在一起，强化了和谐一致的效果，这是用嵌丝珐琅不可能做到的。
13世纪及其后的利摩日珐琅首饰匣和圣物箱的一个特点是，工匠习惯于采用凸纹技术给镶饰珐琅的平面人像安装一个高浮雕人头。它不同于雕塑家的浮雕，平面的变化较为平缓，但给素面的器表增饰了对比鲜明的效果。头像本身镶饰珐琅较为罕见，例如威尼斯圣马可图书馆11世纪的书封上的圣米歇尔（St Michael）人像，这座人像及其头部为金压花，且二者均用珐琅包裹。
图426 瓦朗斯的首饰匣。
具有镀金的铜和镶饰的珐琅材质。1290—1296。高3.75英寸，宽7英寸。
此后，另一种珐琅技术得到了发展。在小巧的玻璃团花上，雕刻着狭长的沟槽和孔穴，周边镶着金箔，边缘突出表面并形成别致的嵌丝，里面填满珐琅并焙烧，最后进行抛光。这样一来，装饰效果变得十分考究。
在爱尔兰，人们采用的是一种类似技术。在阿达高脚酒杯（图版32A）上，配以银质或其他材质的圆盘，盘面上是五光十色的玻璃凸饰，圆盘凹进以形成图案。在这些镶饰上切出的空白处，用色彩对比的珐琅填充。
缠绕的金属丝曾被用来增饰珐琅块面的边沿，因为素面嵌丝似乎显得苍白无力。再者，由于珐琅的底面通常被遮盖，因而颜色显得无关紧要。不过，有一些珐琅制品可能是用作挂饰，其两面均有装饰。
拜占庭早期最为重要的珐琅制品，也许是在罗马的至圣所祭坛下发现的一件小巧玲珑的金圣物箱十字架（图427）。它的侧面带有用红珐琅镶嵌的铭文，正面有五幅嵌金属丝花纹的珐琅画板，象征着耶稣诞生、伯利恒之旅、东方三博士朝圣、教堂中的奉献礼以及洗礼，颜色有红、橘红、暗红、淡紫色、蓝色、黄色、白色和黑色，背景是半透明状的珐琅。无论是人像质朴但富有表情的刻画、连环画式的风格，还是其他艺术特色，均显示出东方风味。这个十字架大概在6—7世纪制于安条克或亚美尼亚，是从基督教东方世界向罗马输出的最早的嵌金属丝花纹的人像制品，当时西方工匠仍在用镶嵌石头和镶饰珐琅纹饰装饰他们的工艺品。
1693年在索默斯特牛顿公园发现的阿尔弗烈德珠宝（Alfred Jewel，图692）是金制的嵌有金属丝花纹的珐琅半身人像。珐琅被一层水晶所覆盖，边框的四周刻着一圈铭文“AELFRED MEC HEHT GEWYRCAN”，意为“阿尔弗烈德命我制作”。下面是颗粒纹样装饰的猪头，其下覆盖着一层镂刻的花卉纹样。猪头尽头为一个小孔，大概用来插可用作阅读文稿指示棒的象牙或金制的短棍。这一制品显示出强烈的拜占庭影响。
图427 罗马圣彼得至圣所的金圣物箱十字架。
金和珐琅制品。6—7世纪的拜占庭工艺。
同样具有拜占庭特征的还有贝雷斯福特—霍普镀银十字架（图691），大约是8—9世纪的作品。基督和圣母玛利亚人像以及圣徒的半身像是在金面上的嵌金属丝花纹珐琅，绘图及工艺十分粗糙。拜占庭珐琅工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是一件圣物箱，它曾收藏在奥本海姆艺术馆，现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拜占庭工匠的许多金银制品与彩石和珐琅密切相关。一般来讲，它们的造型都十分小巧，大概是因为这样易于保存。有时制品形体较大，例如祭坛的正面或背壁，但细部仍然很小。威尼斯圣马可祭坛的背面就是这样，由许多金底嵌金属丝花纹珐琅板组成，边框装饰十分精致。这些制品年代跨度从10世纪到15世纪不等，大体风格为有无数的小面，金光闪闪、绚丽多彩。在罗马的克切里阿诺（Kircheriano）博物馆，有一件镀金铜珐琅板，大约2英尺高，带有基督的立像，可能是12世纪的制品，工艺不同寻常。十字架的光轮用珠宝、珍珠镶边，足下有一圈彼此交叉的圆环，每个圆环包括一片绿叶和红珐琅。威尼斯圣马可宝藏中有一个11世纪的玛瑙高脚杯，具有嵌金属丝花纹珐琅底板、珍珠边框以及挂饰（图693），是这一时期工艺的典范。在这批藏品中，有相当数量的高脚杯是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洗劫之后得来的，嵌金属丝花纹珐琅圆形器物（图428）则是一件10世纪玛瑙圣餐盘的底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制品的空白并未用珐琅完全填充。
图428 一个拜占庭圣餐盘底座上的圆形器物。
嵌金属丝花纹珐琅。出自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
中世纪时期，欧洲的珐琅工艺中心在法国中部的利摩日以及莱茵河和默兹河流域，法国北部、西班牙、英格兰以及意大利也制作珐琅。最初的时候，珐琅艺术仅局限于修道院作坊。但是，随着需求量的日益增长，人们开始用比金子低廉的材质生产大型制品，那就是镀金的铜。这样，珐琅工艺在世俗的工厂形成了一定的商业规模。不过，珐琅工艺与教堂礼仪始终关系密切，包括十字架、权杖、圣坛、圣物箱、福音书封以及香炉。世俗的珐琅制品包括烛台、婚礼箱以及带纹章的家具。
此后，珐琅工匠的兴趣从用铜做镶饰转向用银做浅浮雕。通过正面雕刻形成许多小饰板，所有饰板或者饰板的局部被珐琅所覆盖，从而使人物及其衣饰得到充分彰显。蓝色和绿色珐琅用在银器上通常十分恰当，焙烧技术纯熟之后，工匠们也学会了着染红珐琅。技术上的变化并非局限于某一个中心，因为正如他们的兄弟同行石雕匠和铸钟匠一样，珐琅工匠携带工具四处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