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 希腊和马其顿时期(约公元前500—前200)

20.1 希腊和马其顿时期(约公元前500—前200)

这一时期的手持武器——矛、剑和匕首——是人们所熟悉的(第Ⅰ卷,第22章)。像矛头这样的青铜武器在模子里铸造出来,铁器则要求铁匠的打造技巧。刚出熔炉的粗制铁块中含有很多矿渣和炉渣,需要重新加热和锻打才能除去杂质并增大强度。制作一件武器时,先要用凿子把铁切割成所需的形状,再在砧子上进一步锻打,接着用磨石打磨,然后把刀刃磨得很锋利。最后,通过渗碳(第Ⅰ卷,边码596)、淬火、回火使铁器变硬,并达到硬度与韧性的完美统一。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期,军事技术的革命震惊了整个亚洲,那就是马被运用于轻便战车,军队有了新的机动性和推动力。在随后的1000多年中,战车以及后来的骑兵成为亚洲军队的“精英”。但是,希腊是小城邦而不是大帝国,地形不利于骑兵,(起初)也不存在职业士兵,因此情况有所不同。古希腊军队的核心是拥有重型装备的步兵和重甲步兵部队,他们排成八列横队,稳步前进以达到破敌的目的。重甲步兵注重保护自己,戴着护住鼻子和脸颊的青铜头盔,穿着青铜胸甲,绑着青铜护膝。士兵的左手通过皮带夹持起一面沉重的椭圆形青铜盾,以保护自己的左臂和左手,兵器则以铁制短剑和具有铁制尖端的9英尺长矛为主(图629)。

重甲步兵部队的侧翼是装备轻便的轻盾兵(最初是指希腊城中较贫穷的男性,他们负担不起防护盔甲的费用),在侦察敌情和追击方面很有用处,携带标枪作为投掷武器,只穿戴轻便的防护衣。轻盾兵得到的报酬比重甲步兵低,在军队中的地位也较低,基本是为钱而来的雇佣兵。除这两类兵种外,古希腊城邦还有少量马背上的贵族——他们从来都不属于在编的骑兵,以及少量的弓箭手和投石手。作为一种亚洲武器,弓——特别是短式复合弓——从来都没有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流行过。当尤利西斯(Ulysses)去参加特洛伊战争时,留下了没人能够拉开的巨弓,让妻子珀涅罗珀(Penelope)照看。像后来的巴莱里克岛民一样,克里特人和罗迪安人能非常熟练地使用弓箭和投石。但是,由于弓箭手和投手并不多,古希腊军队对于敌方不停下来等待与稳步前进的步兵交战的作战方式很是恼火。重甲步兵部队能否成功,取决于在把敌人成功地赶出其所占据的阵地之前,能否抵抗住骑兵和投掷武器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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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9 希腊早期的盔甲:阿喀琉斯(Achilles)之死。来自黑色图案的双耳细颈罐,公元前6世纪。

古希腊军队战术的这些特点都体现在色诺芬描述的故事中,例如小居鲁士与他的兄弟阿塔泽克西兹(Artaxerxes)争夺波斯王位(公元前401年)的经过。小居鲁士的军队中除了亚洲人外,还有9600名希腊重甲步兵、2300名希腊和色雷斯的轻盾兵,但总共只有2600名骑兵。在库那克萨的决战中,他的重甲步兵很轻易就包围了人数更多的波斯步兵,然而6000名波斯骑兵(其中一些为骑兵弓箭手)从旷野中杀来,冲垮了小居鲁士的后备队并把他杀死,希腊步兵也由此彻底孤立了。在那次著名的大撤退中,虽然步兵队形没有在激战中溃散,1万名士兵却备受波斯骑兵和弓箭手的痛苦折磨,希腊人充其量只能组织起50匹马来装备使用铅弹的罗得岛投掷手。“居鲁士远征的教训就是,如果希腊没有一支与以前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骑兵,就没有希望征服波斯军队。”[1]

吸取这个教训的不是希腊人自己,而是北部的邻居马其顿人,他们和赛萨利人(Thessalians)一样,是少有的在战争中大量使用马匹的欧洲文明种族。马其顿军队由腓力二世(PhilipⅡ,公元前359—前336在位)组建,时间可能是在他统治的初期,核心力量叫作“亲随”骑兵,起初来自土地所有者阶层。多达2000人的“亲随”骑兵,通常由腓力二世的儿子、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亲自统率,亚历山大是腓力二世的儿子。除“亲随”骑兵外,亚历山大远征军还有来自其他民族的6000名骑兵,其中包括被他击败的亚洲人。多达2.5万人的步兵被分为3个大军团。第一军团是训练有素的方阵部队,它们行动迅速,在战场上能够保持队形进行调动。方阵的纵深是老式步兵阵形的两倍,而且密度较小,为士兵提供了移动和施展兵器的较大空间。第二军团是持盾士兵,装备和功能与方阵部队没有不同。第三军团人数较少,亚历山大雇用装备有标枪、弓箭和投掷器的士兵组成轻装军团,他们在攻击战车和大象时特别有效。

“亲随”骑兵穿戴的护身服比步兵的重,戴头盔,武器是剑和长矛,没有盾。轻骑兵穿戴皮革护身服而非青铜护身服,携带更长的矛。重骑兵戴头盔、胫甲,身穿有金属防护板的紧身皮革甲衣,持小型盾牌和13英尺多长的重型长矛。

率领这样的军队,亚历山大征服了东方和希腊南部的已知世界。他能够在两个星期内驰骋400英里,情况紧急时可在3天内疾进135英里。他击败了数量多于他的骑兵和大象部队,从海路、陆路攻城拔寨。在战斗中,骑兵是他的主要攻击力量,步兵的主要作用则是守卫阵地,抵御敌方骑兵的攻击。但是,亚历山大赢得胜利靠的是他的军事理念,而不是蛮力,他的军队配备了各种武器,他知道什么场合该用哪个兵种。

依赖于人的臂力的投掷武器——标枪、弓箭和投掷器,在希腊的军事技术中从来没有占过主导地位。投掷武器对战争进程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携带标枪的轻盾兵属于散兵,而不是正规步兵。然而,波斯人用弓箭手打乱敌人的队形,然后用骑兵冲向敌群,使自己成为了西亚的主宰者。直到他们进入希腊时,受到了穿戴盔甲的重甲步兵的决定性考验,因为重甲步兵不但不怕飞箭的攻击,还用长矛让骑兵的冲击变得毫无意义。在普拉蒂亚战役(公元前479年)中,侧翼受到保护的正规步兵所向无敌。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弓箭和其他投掷器只是长矛的附属兵器。

然而,更有威力的投掷机械的建造同时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主要归功于那些在马其顿以及此后从亚历山大帝国分解出来的各城邦国家中服役的希腊人的创造性,亚历山大自己的设计师戴亚迪(Diades)就是赛萨利人。古代最伟大的军事设计师是科学家、数学家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前212),他设计的装置在抵抗罗马人的战斗中延长了叙拉古的防御时间,后来他被罗马军队所杀。除了与战争有关的事情外,希腊人很少把聪明才智用于机械和技术的改进,但仅从战争领域的成就来看,虽然他们可用的手段和资源非常有限,但根本不缺乏机械方面的灵巧性。希腊人的军械设备被罗马军队毫无改动地接受了,它们在黑火药发明之前为战争提供了一种基本模式,后来达·芬奇的绘画也显示了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军械的发展历史,对于它们结构的详细描述放在后面的罗马时期来介绍,那一时期的原始素材更丰富些。

人们在努力提高弓箭的穿透力时,发明了第一种投掷机械。有两种防御设施可以抵抗一般弓箭手的射击,一种是又重又大的盾,另一种是笨重的铠甲。由于人的臂力有限,弓箭手对于这种防御手段没有破解之法,除非他把背部和腿部的肌肉力量都转化为射击力量。这就涉及把弓改造成一种复杂机械的问题,办法是增加一个托柄,托柄里安装锁定装置。这样,当搭上箭瞄准目标时,弓弦能始终保持绷紧态。希腊人了解这种十字形的弓,把它称为弩(也就是“腹弓”),据说由他林敦的卓皮罗思(Zopyrus of Tarentum)发明,但很显然这不是一种普通武器。阿基米德在守卫叙拉古时,他在城墙上设有3英寸宽的孔眼,孔眼距地面有一人高,弩炮通过孔眼射向敌方。罗马作者也使用“弩炮”(scorpion)这个词,不过指的是一种小型手持武器。所以,迦太基在公元前149年交出的2000门“弩炮”,有理由认为实际上是一些十字弩。

弩的机械效率是通过绞盘或杠杆装置获得的,这一原理若能放大使用,可能会有更大的效果。与中世纪的士兵不同,希腊人从不使用手持弩,但他们把弩的原理用于安放在地上的大型机械上。这些弹射机械的最早形式也许就是大型弩(giant cross-bow),它有一组弹性构件,由木材、动物的角和筋制成。与后面要叙述的扭力弹射器不同,这类大型弩或许就是传说中约在公元前400年为叙拉古暴君狄奥尼修斯(Dionysius)而发明的机械装置。在与擅长围攻的迦太基人的作战中,狄奥尼修斯证明自己是一位有创见的指挥官。据说(无疑有更多的夸张成分),他的弹射器在三四百码远处都能够砸烂城墙。还有消息说,现在找到了斯巴达公元前370年的弹射箭。在那个时候,弹射箭被认为是很奇特的东西,公元前358年的雅典有两门弹射器[2]。在《历代志(下)》第26章第14、15节提及的那个时代之前的东方古文献中,似乎还没有提及弹射器:

乌西雅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弦,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

乌西雅(Uzziah)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但《历代志》(Book of Chronicles)也许是在公元前300年之后才写的,所以,上面这段话在年代上搞错了。在欧洲,马其顿的腓力王拥有大量的拉力弹射器,据说第一件扭力机械出现在亚历山大围攻提尔城时(公元前332年),他用的石块发射器应该就是这种类型。按照普林尼的说法,“在这些弹射机械中,皮萨乌斯(Pisaeus)[发明了]弩炮,克里特岛人发明了弹射器,投石器和投石索是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发明的”[3]。虽然普林尼所说的发明归属通常并不足取,但扭力弹射器与腓尼基人存在关联却不难想象,因为亚历山大用的就是腓尼基设计师。无论情况是否如此,确实是希腊人把这样的弹射机械作为一种标准装备带进了战争。

无论是拉力弹射器还是弩的力量,都要受到弓本身弹力的限制。古人没有能够使用的力量很大的钢丝,但他们发现用较粗的经过捻搓的绳索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这些机械有3种主要类型,分别是双臂射箭器、双臂弹石器和单臂投石器(或石弩)。它们常常安装有吊索,以增加弹射物的速度。最后那种单臂投石器,是用双手挥动的杆索投石(图630)[4]的一种机械形式。虽然这些机械装置(我们后面会谈到)的技术描述都来自罗马时期,但可以肯定在公元前200年之前就已经在使用了。最初,这些机械装置不仅与箭、石有关,而且与烟火的制造相关。德米特里在公元前305年围攻罗得时,据说在最后一个夜晚,罗得人把800门火焰承载器对准敌方的木制攻城机械。这些火焰承载器也许是一些装有矿物油、树脂类及其他易燃性材料的陶罐,应当是大家熟知的后来的“希腊火器”的前身,也是从弹射器上发射出去的(边码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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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0 杆索投石。

虽然火器结构笨重,燃烧较慢,但古代军事专家显然相当信任自己的机械。亚历山大把他的射箭机械(更确切地讲,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件)运到了亚洲战场。费了很大精力才在奥努斯山(公元前327年)把这些军事机械投入使用[5]。其中,用于捻搓绳索的重要材料——妇女的头发和动物筋——还是一种战利品。在公元前250年,罗得把300塔兰特(talent)辫子和100塔兰特筋送到锡诺普。在公元前225年,塞琉古(Seleucus,另一位继承者)送给罗得好几吨这样的礼物[6]。当时,人们对这些神奇的武器非常重视,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也的确不可轻视。

弹射机械的最初形式是手持弩,直接打击的对象是戴盔穿甲的士兵。但是,人们不久便发现这种机械在攻坚战役中的重要作用,在打通城门、捣毁木栅栏、打击作战塔楼以及对付其他木制工事上更能派上用场。它可以用来消灭护墙或者塔楼上的防御者,也可以反过来阻止进攻方武器装备的推进。弹射机械能够发射火器攻击敌方的房屋帐篷或木制工事,甚至能够在城墙上打开缺口。正像现代指挥官同时拥有枪支和迫击炮一样,古代的将军既使用直接弹射器(石弩),也使用间接弹射器(投石器)。在田野上修筑工事一般较慢而不易移动,因而在比较缓慢的围攻行动中,弹射器就像一门有效的大炮。毫无疑问,这会影响到防御工事的设计。

我们已经获得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构建坚固建筑的大量资料,既有铁器时代的营地——例如由壁垒和深沟构成的梅登堡,也包括用泥砖构筑城墙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高墙之间还嵌有排列有序的城堡。希腊人在其历史早期就开始精心建造防御工事,特洛伊(即希沙利克)各式各样的城墙都用砖石(图631)或者泥砖来建筑。荷马时代的围攻者为自己建造了坚固的营地,并在周围挖掘深沟,建造有堡垒相间的土墙。城墙前通道的外面建有斜坡,防御者能够在城墙上射出的弓箭或投石的掩护下,冲下斜坡与围攻者短兵相接。这是古代人的另一项发明(图632)。

这里不需要论及建筑结构的详细情况,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用石块取代了木构件和泥砖,以对付更有效的攻击性机械装置。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大城市都用石块筑垒,否则防御只能依赖对一些有效方法的加强,例如在弓的射程范围内挖几条深沟,并增加弹射武器(就像在叙拉古一样)。一些地方由于用石块构筑而坚不可摧,例如传说中对特洛伊的十年围攻(最后终于失手于尤里西斯的计谋)和最后以失败告终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rezzar)对提尔十三年的围攻。这座城市后来落入亚历山大之手,那是因为后者成功地挖掘了从陆地到岛上城墙的暗道。罗得抵抗住了德米特里的进攻,而叙拉古的守卫者的坚定性如果能像阿基米德的机智程度一样的话,也不至于抵抗不了罗马人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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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1 特洛伊的东墙(右)和堡垒的北部。堡垒突出城墙线7米。公元前1500—前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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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2 堡垒前的缓冲斜坡,以及弓箭所能覆盖的范围。

对于想攻占堡垒的人来说,也有许多方法可以选择。背叛者会向他们献出堡垒,一次出其不意或夜间的袭击也可以得手。封锁包围可以切断城市与周围乡村之间的联系,饥饿(通常还伴有病灾)会迫使堡垒里的人投降。如果其他方法未能得手,时间又不允许,那么就得采用强攻的方法。一种方法是挖地道,通到幕墙或者堡垒下面,如果砖石墙是用木柱子临时支撑的,就用火烧,攻击者退回等待防御墙倒塌,然后突击惊慌失措的守军。另一种方法是用攻城槌撞击城墙,慢慢打开一个缺口。直接进攻或者任何一种打开缺口的方法,都要求攻击者首先能够控制城墙下的地面范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填沟或者攀爬外围的防御墙,或者越过堡垒前的缓冲地带。在这个阶段,进攻者最容易遭到攻击,投射机械设备的掩护火力也最能发挥作用。一旦到了防御墙下面或者上了防御墙,进攻方就可以使用各种防护设备,例如一些投射机械,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讨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