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

婚姻自由的口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提出来的。古代奴隶、封建社会的婚姻关系，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关系的要求，缔结婚姻和维系婚姻主要是为了实现家族利益，满足传宗接代的要求。父母、家长对子女的婚事享有人身特权，实行包办强迫婚姻，当事人根本没有缔结婚姻和解除婚姻的自由。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中世纪结束以前，各国的法律一般都把子女的婚姻置于家长权、亲权的支配之下。有的法学家把罗马万民法上的合意婚作为婚姻自由的古代例证，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恩格斯指出：“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1]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更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2]

现代意义上的婚姻自由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资产阶级打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旗帜，把婚姻自由宣布为“天赋人权”。一些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主张，只有摆脱束缚自由的封建婚姻，才符合人类的理性要求。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又从思想文化领域发展到政治、法律领域。1791年《法国宪法》明确指出：“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1804年《法国民法典》规定：“未经合意不得成立婚姻。”这些规定把传统观念视为“神作之合”的婚姻从宗教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通过共诺婚的形式，肯定了婚姻自由的原则。自此以后，这一原则相继为资本主义各国亲属法所确认，这无疑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婚姻一般不再具有包办强迫的性质，在阶级内部或社会地位相当的阶层中，当事人在婚姻问题上确实享有较大选择自由。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婚姻关系仍然无法摆脱私有制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首先，资产阶级式的婚姻自由是契约自由的特殊形式，它从本质上反映了商品交换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支配一切，这种状况对婚姻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婚姻的缔结正是为了追求基于契约而产生的利益。康德认为，夫妻之间的一切权利和义务，无非是婚姻契约引起的法律后果，婚姻是男女双方关于性器官相互占有和利用的契约。尽管在资产阶级中追求婚姻自由的也不乏其人，但是大多数婚姻关系仍然渗透着财产关系的影响。其次，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往往导致对自由的滥用。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婚姻关系很不稳定，非婚同居相当普遍，离婚率大幅度上升。一些人企图用性生活的自由去取代婚姻自由，否定婚姻关系严肃的伦理性质。近若干年来，“性解放”在西方国家中出现了由盛转衰的趋势，一些人的婚姻价值观又向传统回归，这种现象是很值得人们思考的。(https://www.daowen.com)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两性社会地位的深刻变化，为男女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已为实现婚姻自由提供了基本条件，但这方面还有许多尚待完成的任务。社会主义社会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前进的，婚姻自由也有一个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