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盛衰的原因

明中叶，社会经济繁荣，中国江南一带成为棉纺织业、丝织业重心地区。江苏松江（包括上海、华亭、青浦）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城市。《天工开物》有“织造尚松江，染色尚芜湖”之说。徐光启《农政全书》引《松江志》云，松江“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剪线毯，皆为天下第一”。出产的三梭布（幅宽三尺余，紧细若绸）、标布（上阔尖细，总名“大布”）、中机（比标布狭长）最为畅销。国产量大，当时有“买不尽的松江布”的说法。清初，上海棉布生产更加发达，有闻名全国的“丁娘子布”（又称“飞花布”），质地精软。杨光辅《松南乐府》云：“娘子鸣机丁氏布，美人刺绣顾家工，不径走寰中！”它们堪为“松江二绝”。当时最好的布称“尖”，有龙华尖、七宝尖等。北方诸省在上海设立收购棉布的“坐庄”。18世纪后，上海棉布大量转销欧美，被称为“南京布”。此外，南京、苏州、杭嘉湖地区在明代也成为全国最大的丝织业中心。著名的湖州“湖丝”，是全国许多地区丝织业所仰给的原料。当时有“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18]的赞誉。江南地区棉纺业与丝织业的发达，为刺绣工艺提供了发展的条件。

顾绣的形成，与家族本身提供的条件亦密不可分。第一，顾氏家族乃上海城内缙绅大族，又有在朝廷做官、有固定收入的顾名世，因而生活安逸。刺绣对于顾氏家姬来说完全是一种消遣。那种以刺绣为谋生手段的情况，名世在世时还不曾出现。这就为费时费工“画绣”式的顾绣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松江府素有“诗窠棋囤字仓扬”^[19]之称，书画艺术从宋至明清一直兴盛。顾氏家族成员，好艺文，大多能诗善画，喜结交文人墨客。浓郁的艺术环境，给顾绣创造了产生的土壤。加之有一批既精于刺绣又懂画理、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杰出名手，便有了把传入闺阁的民间实用刺绣与书画艺术结合的能力。

顾绣的形式，也受当时画坛上“吴门画派”（又称“云间派”）的影响。吴门画派以模仿古代名家笔墨为能事。这种摹古之风，在绘画发展史上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但在刺绣方面却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顾氏家眷中的刺绣能手们用针线代替笔墨摹绣古今名画，使画、绣有机结合。

顾绣自它形成至韩希孟时期，绣品多家藏玩赏，或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一般不作商品出售，技艺也不外传。清初，商品经济的活跃也影响了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顾绣。露香园的手工艺者改变了一向在内园传播的闭园自守的传统，向外开放，开设工场，招收徒弟，扩大了顾绣的社会影响。另外一个促使顾绣技艺外传的原因是，顾名世谢世后，其子孙由于过惯了“服食起居必多方选胜”^[20]的奢侈生活，加之科考几番失意，未入仕途，家业逐渐空虚，最后不得不依赖女眷刺绣以维持生计。

顾绣艺术上的衰微首先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有关。清中叶，费时费工的“画绣”艺术绣品已不能与活跃的商品经济相适应，因此在艺术市场上为衣裙袍服、屏障佩囊等省时省工的绣品取代。顾绣后期虽艺术上衰微，但声誉不减。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与小农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小手工业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海地区城乡棉纺织手工业已趋衰落，顾绣绣工也难以此业糊口，有的粗制滥造，有的改从他业，顾绣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也每况愈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