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底本
顾绣因为“绣绘结合”而被称为“绣画”，研究顾绣必然涉及绘画。由于作者不同，底本的艺术风格因人而异，绣品的风格自然会受到影响。了解底本，有助于深入地了解绣品的时代风格和工艺特色。
罗汉像无经典仪轨依据，文献所载的名号及特征与传世绘画之十六罗汉形象也难以一一对应，姑不论《顾绣十六应真册》中难以区分的罗汉名号，就连其绘画底本的情况也从未有人关注，这是长期以来对顾绣缺乏深入研究所致。
刺绣与绘画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制作粉本时人们常常选择适于绣画并能产生较好视觉效果的绘画作为底本。《顾绣十六应真册》中的罗汉作剃发出家的比丘形象，身着僧衣，简朴清净，姿态不拘，随意自在，表现出现实生活中清修梵行、睿智安详的高僧德性。作品线条爽利、构图精简，罗汉形象生动传神，如此精美的绣品理应有着不同寻常的绘画底本。
经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丁云图所绘《罗汉册》，在内容和构图上与《顾绣十六应真册》基本一致，除了部分画面略有简化以及细节的差异之外，仅有白描和设色的区别。在发现与之更加相似的绘画之前，可视其为《顾绣十六应真册》的底本。该画册题跋注明为顾仲修氏所作，只是此华亭顾氏与上海露香园顾氏并非一家，而且在时间上要早50年。供养于华亭顾仲修家中的罗汉图册，后来如何成为顾绣底本以及与上海露香园顾氏有何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丁云图《罗汉册》第一幅至第十六幅绘罗汉像，设色，第十七幅白描韦驮并自题：“丁丑秋日起造大士像并大阿罗汉像一十七纸于马（山耆）寺悟堂中，至戊寅六月图成，奉龛顾仲修氏青莲宇中，永远供养，发僧丁云图和南写。”钤印二：“云图”“文举之印”[6]。根据题记可知，此册是丁云图于明万历五年（1577）至万历六年（1578）为顾仲修作，同时创作的还有大士像一幅，现不在此册内。白描韦驮为护法神，在此应视作题记页附绘小品，不属于绘画主题。《顾绣十六应真册》中除了十六罗汉外，另有一开观音大士，还有一开韦驮，与丁云图此册题记正相吻合。
画后附王稚登跋和陈继儒跋，交代了该画册的作者、特色和创作缘由。王稚登跋云：“十六应真像，自龙眠居士而后，作者无虑数家，独赵荣禄最为绝妙，能具种种变相，其超处深得三昧，遂将轶公麟而上矣。此卷丁山人南羽为青莲居士顾仲修作，毫丹缕碧，能于芥子微尘中纳尽须弥世界，可谓不遗余力。贯休辈笔法犇放，虽复擅名千古，大都散僧入圣，终是小乘谛中义。睹山人此作，便觉时无英雄耳。仲修请龛之净室，焚白旃檀作礼，异时福田无量，维摩室中，当有释帝抱天上玉麒麟赠之。丁君虽毫端小果，何减阿育八万四千舍利□耶？戊寅五月廿九日弟子王稚登斋祆谨题。”钤印二：“登”“王仲印”。
陈继儒跋云：“吾朝仇实父人物，超入精能。若写佛菩萨，位置境界，须让此老一筹，盖此老本之六朝唐宋，绝无毫许人间像耳。此《十六应真》为仲修顾公写，尤其殉知之笔。原之于收藏赏鉴外，复能手摩，不爽毫发，顾氏虎头真有种也。泰昌十二月十六日陈继儒得观于东郭草堂。”钤印二：“眉公”“腐儒”。收藏印记：“元庆珍藏”“人间无此青”。[7]元庆为顾正谊之子，字大有，号大石山人，居于大石山左麓，所居曰“顾家青山”，名其堂曰“夷白”；藏书万卷，择其善本刻之，署曰“阳山顾氏文房”；善山水，传家法，曾居长洲（今江苏苏州），与丁云图《罗汉册》前一跋者长洲人王稚登过从甚密，年七十余犹与王稚登吟对不倦。收藏印记“元庆珍藏”说明丁云图为顾正心所绘之《罗汉册》后来曾为顾正谊之子顾元庆收藏。
陈跋谓“得观于东郭草堂”，“东郭草堂”为松江府华亭人孙克弘居所。孙克弘与陈继儒、董其昌、顾正谊等人过往甚密，同属松江画派。“原之”当指顾正心（仲修）之子、顾正谊之侄顾懿德。顾懿德，字原之，华亭人，仕光禄，山水仿王蒙，行笔秀洁，亦绘大士像。就在陈继儒作此跋的泰昌元年（1620），原之作《春绮图》，陈继儒、董其昌为之题[8]。二跋均表明该册是为顾仲修作，作者题记中署名“丁云图”，而王稚登跋文称“此卷丁山人南羽为青莲居士顾仲修作”，丁山人南羽是丁云鹏无疑，丁云鹏别字“文举”，与此册丁云图署名之后的“文举之印”相合。再观该画风格和水准亦与丁云鹏一致，信其为同一人。按丁云鹏生卒年，作此画时30岁，“云图”或为其曾用名。
丁云鹏（1547—1628），字南羽，别字文举，号圣华居士、黄山老樵，安徽休宁人，明末著名宫廷画师，以画道释人物著称，善白描，人物、山水、佛像无不精妙。南羽白描酷似李龙眠，丝发之间，而眉睫意态毕具，非笔端有神通者不能也[9]。他供奉内廷多年，所绘作品尤以佛像见长，既有设色彩绘之巨幅大作，也有黑笔白描之随意小品。所绘弥勒像、罗汉像、观音大士像等无论设色或白描均受当世名流所推重和赞许。清圣祖御制文集中有《丁云鹏大士像赞》云：“身依白云，脚青莲，现自在相，容容海天……手持杨枝，洒甘露水，尽度众生成佛如是。”
根据丁云鹏（丁云图）《罗汉册》上的题记，创作时间为丁丑秋日至戊寅六月。姑不论画册作于何地，在创作时日相近的丙子至丁丑年，丁云鹏的确到过云间（松江），董其昌曾为丁云鹏白描罗汉作跋云：“此罗汉娄水王弇山先生所藏，乃吾友丁南羽游云间时笔，当为丙子、丁丑年……”[10]丁云鹏不仅到过云间（松江），而且还在董其昌宅中画过罗汉像。《容台集》中写道：“众生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余以菩萨为毫生，盖从画师指头放光拈笔之时，菩萨下生矣。佛所云种种意生身，我说皆心造以比耶。南羽在余斋中写大阿罗汉，余因赠印章曰‘毫生馆’。”[11]
《五茸志》中提到董其昌曾劝顾太学家多绣观音大士像：“顾太学家工针绣，《八骏图》虽子昂用笔，不能辨，亦当代一绝。董元宰每劝太学，令多绣大士相，以助生天作佛之因，正如绣铁面说法耳。”[12]《式古堂书画汇考》中也有此事记载[13]。《五茸志》中的顾太学究竟何人，一直是个疑问。经查，顾姓太学生，在董其昌活动时期的松江府（包括华亭县和上海县）只有两位：一位是顾正心，见于《江南通志》[14]，范濂《云间据目抄》中亦载其“以诸生入太学”[15]；另一位是顾正谊，见于《千顷堂书目》[16]。此两人为兄弟。顾正心字仲修，即前述丁云图《罗汉册》之原主，未见其与董其昌交往的记载。顾正谊字仲方，万历时由太学生官中书舍人，早年即以诗画驰名江南，后游长安，名声大噪。其子元庆、侄懿德均能传其家法。其家中收藏名画甚富，尤以元四家为多。董其昌与他往来较多，曾记：“吾郡画家，顾仲方中舍最著，其游长安，四方士大夫求者填委，几欲作铁门限以却之，得者如获拱璧。”[17]顾正谊年长于董其昌，董其昌二十几岁时与之相识，得其指授。董曾向其借画数十幅临摹，从中颇得领悟。清姜绍书《无声诗史》说，董其昌“于仲方（顾正谊）之画，多所师资”[18]。顾正谊《山水图》轴自题曰：“连日抚宋、元大家真迹，颇能得其神髓，思白（董其昌）从余指授，已自出蓝。画此质之，品评当不爽也。”可见，顾正谊与董其昌亦师亦友，关系非同一般。既然顾氏兄弟与董其昌都是华亭人，那么《五茸志》中的“顾太学”或为顾正心、顾正谊兄弟两人之一。
丁云鹏、董其昌、顾氏家族之间的诸多联系表明，佛教人物成为顾绣创作的重要题材虽说与风尚有关，但是高水准作品的出现定有其深厚的人文和经济基础，包括家族的财力和收藏活动以及绣娘的艺术涵养、技艺水平，唯底本和手艺并臻其妙，才可能产生佳品。因此可以推断，《顾绣十六应真册》及其他顾绣佛像作品在选择底本时，与饮誉一时的宫廷画师丁云鹏的高水平释道人物画不无关系。其又与上海博物馆藏王琳（万历、崇祯间）《礼佛图》卷风格相似，均为白描形式，创作年代应相去不远。该绣册制作年代的上限应晚于底本的创作年代即万历六年（1578）。至于《顾绣十六应真册》绣制者究竟是华亭顾氏家眷还是上海露香园顾氏家眷，目前尚无实据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