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绣作者和制作时间
《韩希孟刺绣花鸟册》每页都有韩希孟绣印，分别为“韩氏女红”“虎头”“武陵”“绣史”四方；对页有顺治时进士郭棻的题咏。此册页底本精致，刺绣精工，应为韩希孟的真品。制作时间可以从郭棻的题咏中找到一些依据。郭棻（1622—1690），字芝仙，号快庵、快圃，直隶清苑（今属河北）人，顺治元年（1644）选拔贡生，顺治九年（1653）进士，曾任检讨、内阁学士等官职。郭棻考上进士时年仅30岁，还没有成为名人，所以为当时已经十分著名的顾绣题词的可能性不大，该册创作时间应该在此之后。
《顾绣花鸟人物册》没有印款，其中四开花鸟页有清顺治庚寅（1650）刘正宗题咏。这四开花鸟的底本风格和刺绣技法与《韩希孟刺绣花鸟册》相当，而另外没有对题的四开中三开是人物、动物题材，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元名迹册》中的题材极其相似，刺绣手法为顾绣系统，技法纯熟，应出自顾绣高手，时间不晚于1650年。
《顾绣花鸟册》没有作者款印，也没有对题，题材与其他顾绣作品重复，如《萱花蛱蝶》与《韩希孟花鸟册》里的《萱花蛱蝶》，《杏花飞燕》与《顾绣花鸟人物册》里的《桃柳燕子》相同。《折枝芍药》《灵芝》《松鹰》与南京博物院藏《花卉翎毛走兽册》中作品几乎相同。其刺绣技法与辽博藏另外两件册页相差无几，补笔面积稍多，时代应该与上述两件相同或稍晚。
《董其昌题弥勒佛像》有明末书画家董其昌的题词，虽然没有年款，但是董其昌于1636年去世，因此这幅作品的时间不应晚于1636年。关于刺绣作者没有依据可查，但是从文献记载中可知顾绣早期多绣佛像，因此这幅作品应该是韩希孟之前的作品。
《“七襄楼”款仿发绣人物》，没有作者款印，也没有题词；现存两件白描刺绣风格的作品，但是刺绣技法不同；题材上也与现存顾绣题材有所不同；“七襄楼”绣印在其他顾绣作品中没有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童文娥女士认为此册也属于顾绣系统，且时代较晚[5]。然而，把这件作品归为顾绣是没有可靠依据的，希望今后能够发现更多的资料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注释】
[1]刘刚：《上海博物馆藏明〈顾绣十六应真册〉研究》，上海博物馆编《顾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
[2]徐蔚南：《顾绣考》，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6页。
[3]徐蔚南：《顾绣考》，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页。
[4]刘刚：《上海博物馆藏明〈顾绣十六应真册〉研究》，上海博物馆编《顾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204页。
[5]童文娥：《台北“故宫”几件顾绣作品的研究》，上海博物馆编《顾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