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万历—崇祯顾绣的考证研究提供补证
对以缪氏为代表的万历—崇祯顾绣特征的推断，目前已有不少文献，但成文于明末缪氏顾绣同期的不仅数量极少，且因某些特定限制，不确定因素仍多。程馟《顾绣》则为顾绣这一时期的考证研究提供了新证。
1.对文献的补充
现有万历—崇祯顾绣研究的明末文献证据主要是万历谭元春《顾姬绣佛歌作》及初刻于崇祯三年（1630）、增刻于崇祯四年的《松江府志》。
谭元春己未年得转赠顾姬绣佛一件，欣喜作歌记识：“上海顾绣，女中神针也。己未（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十一日与雨若相见，蒋谢适有贻尊者二幅，举一为赠。时地风日，往来授受，皆不知为今生。乃为歌识于二幅上。”（正文见注释）[1]谭元春《顾姬绣佛歌作》善于提炼“顾妇”刺绣立意、神韵、技艺特点，但对作品客观面貌描写简略。
崇祯四年《松江府志》卷七“风俗”载：“顾绣，斗方作花鸟，香囊作人物，刻画精巧，为他郡所未有。”崇祯四年《松江府志》为以缪氏为代表的顾绣发端期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称谓（顾绣）、体裁种类（斗方、香囊）、与体裁对应题材（斗方作花鸟、香囊作人物）、主要特点（刻画精巧、他郡所未有）等信息，体现了志书精准简约的文范。限于规模和志体特点，不见对顾绣具体作品的状物形容。
程馟《顾绣》对上述文献的补充贡献是：第一，又增顾绣研究明代史料一件。第二，提供了以顾姬缪氏为代表的万历—崇祯顾绣在绣佛以外其他人物题材刺绣实记。第三，提供了“香囊作人物”如何“刻画精巧”的详细说明。第四，“云间顾伯露，会余于海虞，两月盘桓，言语相得。余时将别，伯露出其太夫人所制绣囊为赠”，提供了万历—崇祯顾绣通过馈赠走向社会的丰富信息，例如馈赠对象性质（程馟，明末清初知名文人）、授受双方互动程度（“两月盘桓，言语相得”）、赠品规模等级（顾绣能手顾伯露母精制绣囊）、赠品后续体验价值（“余携归，终日流玩”）等，可与谭元春《顾姬绣佛歌作》中顾绣在文人圈“往来受授”的记载相呼应。第五，“盖云间之有绣也，自顾始也”，可以被看作程馟对伯露所赠绣囊的价值“考”，不经意间也旁证了彼时云间刺绣的兴盛。
2.对传世作品鉴定的支持
上海博物馆藏《竹石人物花鸟合册》十开中有“缪氏瑞云”丝绣朱文方印的《枯木竹石》，是目前所知顾绣作品中唯一具缪氏名款者，也被公认为唯一没有疑问的缪氏原作。故宫博物院张琼先生以《枯木竹石》为标度对比研究后推论，同册中《昭君出塞》《文姬归汉》《苏李泣别》《李广靖边》等六开与《枯木竹石》的品格、工艺水准最为相近，尤其人物面部及神情的处理，擘丝仅一丝，运丝出神入化，大有生韵，极有可能也是顾姬缪氏所作[2]。
上海博物馆藏《竹石人物花鸟合册》之《昭君出塞》
《昭君出塞》局部
程馟《顾绣》对上述传世作品鉴定的支持是：第一，程馟所述绣囊的历史故事题材，人物造型、面部及神情处理，擘丝、运丝特色均与《竹石人物花鸟合册》中四开人物相近。第二，上述四开人物绣的物象造型、色彩设计、构图要素也与程馟绣囊相关要素极为相近。虽然迄今仍无缪氏人物绣的确凿传世实物，但程馟绣囊描述从历史文献角度支持当代《竹石人物花鸟合册》中四开人物为缪氏绣作的推论，程馟绣囊人物题材图像几乎就是缩微的缪氏人物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