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希孟作品及艺术特色
韩希孟是顾绣的代表人物，生卒年不详。从现存作品看，其活跃于崇祯年间，能书善画，尤精刺绣。她曾广泛收集历代名画加以临摹，深得内中之精妙，所以在绣制名人书画时，能够心领神会，做到运针如笔，神似原作而有过之。其传世作品主要有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希孟绣宋元名迹方册》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韩希孟绣花卉虫鱼册》等。韩氏所绣的人物、山水、草虫等无不精妙传神，为世人所珍，时称“韩媛绣”，一代宗师董其昌惊叹其绣品“非人力也”。韩希孟绣品一般均绣有印记或题有名款，如“韩氏女红”“韩氏希孟”等，是为辨识韩氏作品之依据。
1.《韩希孟绣宋元名迹方册》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由《洗马图》《百鹿图》《补衮图》《鹑鸟图》《米画山水图》《葡萄松鼠图》《扁豆蜻蜓图》《花溪渔隐图》八开组成，是一件流传有序的作品。每幅绣品对页均有董其昌题赞、“韩氏女红”朱绣方印，绣品和对题均有“五峰珍赏”白文鉴藏印。末开还有韩希孟绣款。册尾有顾寿潜和清代收藏者萨迎阿跋。绣品以白色素绫为地，用四十余种深浅不同的丝线绣作而成，针法丰富多变，作者灵活运用掺针、齐针、编针、接针、滚针、松针、施针等，使作品既有笔墨意趣又有高于丹青的质感和立体感，表现了韩希孟高深的美学修养和巧夺天工的技艺，是其代表作之一。
顾寿潜题跋云：“在女红而刺绣，犹之乎士行而以雕虫见也。然古来称神绝，每自不朽，乌在针丝位中，不足千秋也者！廿年来，海内所以珍袭吾家绣迹者，侔于鸡林价重，而赝鼎余光，犹堪令百里地无寒女之叹。第五彩一眩，工拙易淆；余内子希孟氏别具苦心，常嗤其太滥。甲戌春，搜访宋元名迹，摹临八种，一一绣成，汇作方册。观者靡不舌挢手舞，见所未曾；而不知覃精运巧，寝寐经营，盖已穷数年之心力矣。宗伯董师，见而心赏之，诘余：‘技至此乎？’余无以应，谨对以‘寒铦暑溽，风冥雨晦，弗敢从事；往往天晴日霁，鸟悦花芬，摄取眼前灵活之气，刺入吴绫’。师益诧叹，以为非人力也，欣然濡毫，惠题赞语。女红末技，乃辱大匠鸿章；窃谓家珍，决不效牟利态。而一行一止，靡不与倶，伏冀名钜，加之鉴赏，赐以品题，庶彩管常新，色丝永播，亦艺苑之嘉闻，匪特余夸耀于举案间而已也。时在崇祯甲戌（1634）仲冬日，绣佛主人顾寿潜谨识。”揿“寿潜”“武陵季子”白文方印。
湘林跋：“嘉庆壬申（1812）暮春之初过，五峰主人净香室观顾家希孟氏绣宋元名迹，巧夺天工，虽古所称针神者，当无不过如是也。湘林识。”揿“萨迎阿”“湘林”方印。
从题跋及收藏印看，此册曾经清代道光皇帝的长孙载治收藏，后流出清宫，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被萨迎阿于琉璃厂古画楼田氏铺购得，又经梧州关伯珩先生收藏，1960年12月由其女关瑞梧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2.《韩希孟绣花卉虫鱼册》
上海博物馆藏。此册由韩希孟四开绣品和董其昌、陈子龙两篇题跋组成，首页附两条题签，行书“明女史韩媛仿宋元名笔绣册 董文敏陈忠裕题跋 匋斋珍藏 李葆恂署”和楷书“仿宋元名笔绣册”，钤“顾氏家藏之宝”巨型朱文方印。绣品依次为：《湖石花蝶》《络纬鸣秋》《游鱼》《藻虾》，每开均绣“韩氏女红”朱文方印，《藻虾》左上角绣题“辛巳桂月绣于小沧州 韩氏希孟”款，“辛巳”为崇祯十四年（1641）。
3.《湖石花蝶》
玲珑剔透的湖石中，生长出数枝石竹，双蝶在粉红色的花间飞舞。湖石的绣制不套用明代常见的“三蓝”表现方法，而是独辟蹊径，用了黑、灰、土黄等与自然界中石头一致的色线掺针绣成，看起来很真实。花朵设色淡雅，用白色、米色、粉红等线掺针绣成，中间花心用了垫绣，既简洁又不入俗套地表现了花的层次。双蝶用掺针绣出，一张一合，姿态各异；棕白相对，色彩不同，并稍用黑色描染。坡地用斜缠针绣边框，然后再敷彩。绣作很好地再现了庭院中春意盎然的景象。右下角钤“许蕙”朱文方印。
4.《络纬鸣秋》
一丛盛放的野菊花夹杂着野草占据了多半个画面，络纬轻盈地在枝叶上振翅而鸣，右下角点缀着些许湖石和花草。络纬、湖石、花叶等用掺针和缠针，花蕊用打籽针，有些细枝则用接针。杂草的叶子由绿泛黄，呈现出多种色彩，有深绿、浅绿、草绿等单色叶子，也有绿-黄、黄-藕、浅绿-浅黄-粉红-金黄等晕色但却不失自然的叶子，折射出一派清丽的秋光。
5.《游鱼》
清澈的湖水中，三尾游鱼徜徉于水草间，找食正欢。鱼、水藻和浮萍均用掺针绣制，并以针路分出茎脉，设色清淡，晕色丰富。鲶鱼用灰、藕、黄、黑等色线绣身体，鱼鳍及鱼尾等则用灰色、藕色和粉红色掺绣，形象逼真，过渡自然。水面敷淡蓝色彩晕染，以色补绣，呈现神韵俱全的效果。
6.《藻虾》
几只鲜活的河虾在漂浮的水藻间觅食，边上蓼草依依。虾身绣线虽已基本脱落，但从其底稿仍可看出用黑、灰色线以套针或掺针绣出层层相叠的组织结构，脚肢及触须用接针，虾的腹部略用施毛针表现。水草由松针绣出，用绿、黄、藕等色表现其老嫩程度，蓼草用齐针和掺针。最特殊的是为表现水的效果，制作者还作了全部敷色的尝试，今天看来色彩浑浊的部分也许是当年最新颖的方法。右下角钤收藏者“谭观成印”白文方印。
此四幅作品虽针法不多，但格调高雅，技艺娴熟，劈丝极细，晕色自然，色彩的运用十分丰富，排针的平齐光顺都恰到好处，不仅再现了绘画效果，更赋予物象灵动的活力。册尾有董其昌、陈子龙题跋各一篇，分别落墨于崇祯九年（1636）、崇祯十二年（1639），均比韩希孟绣品上的落款时间早，疑是从其他绣册中散出又拼入此册。民国时期，谭观成以重金购得《花卉虫鱼册》，又附题跋一页于册内（未装裱），表达了其欣喜若狂的心情，对顾绣的起源和成就作了追述，也对这个册页的流传作了记录。
从早期顾绣作品中可以发现：第一，顾绣从一开始就与书画有不解之缘，或是为补画笔之不足，用亮丽的丝绣来增强画的立体感；或是采用名画做蓝本，惟妙惟肖地再现绘画的意境，它集诗、书、画、印于一体，就连装裱也直接借鉴了书画手卷、册页、立轴的形式，所以被称为“画绣”。第二，早期顾绣所用的绣印主要有四种：代表家族的“虎头”、代表作者的“缪氏瑞云”“韩氏女红”等、代表朝代的“皇明顾绣”和代表产地的“露香园”等。这些绣印单独出现在各自的作品中，没有一处组合、交叉使用，明确地表达了制作者的用意和作品的归属，这与后期顾绣绣印的使用情况完全不同。第三，早期顾绣虽然并非一人、一派所为，却都具备文人画绣的特点，有思想，有格调，有情趣。作者首先应该是画家，绣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画作，用针不拘泥于程式，只要能表现绘画意图的都可采用，没有丝毫匠气，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