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顾绣源于画绣

中国早期的刺绣一般以实用绣为主，画绣最早的记载应该是王嘉《拾遗记》，其中提到了三国时期孙权夫人赵氏为作战绣制的山川地势图。汉代偶尔也有单独画面的绣品出现，如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东汉《刺绣人物图》，其在红色绢地上绣制了宴乐场景：中间是两个穿着不同的大人，右边一位留披肩长发、穿右衽宽体黄长袍，左边一位戴单梁冠、着黑色紧身长袍，后面是一排舞者，周围还有一些食器。从还留有未完成刺绣的画迹看，绣品可能仅仅是一幅习作，但其因表现的内容十分罕见，所以在画绣史上意义非凡。此作的针法也十分特别，基本采用平绣锁单边的方法，与当时流行的锁绣方法截然不同，可能是最早的平绣实物。

南北朝至唐代的佛教刺绣对画绣技法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信徒们怀着虔诚的心愿绣佛、供佛，针针线线，就像念经诵法一样，纳入的是对佛的礼赞和对教理的感悟，所以一般均为满绣，用功深厚。因为早期刺绣的针法主要是锁绣，费工费时，于是就发明了劈针绣，即刺绣时后针插入前针末端的中间，将前针一劈为二，因绣线较粗而如同锁绣。劈针绣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刺绣的效率，南北朝至唐代的佛像几乎都是用劈针绣成的。绣制佛像的目的仅仅是虔诚地礼佛和积功德，而不是呈现艺术效果，题材也较单一，所以此时的绣品还不能称为“画绣”。

中国画绣的真正形成是在宋代。崇宁年间（1102—1106），宋徽宗在皇家画院设绣画专科，绣工们采用名人书画为绣稿，极力追摹画作。从晚唐五代发展出的平针绣法在配色、劈丝以及针法运用上至此而精益求精，各种针法和绣法应运而生，如接针、滚针、齐针、戗针、掺针、扎针、刻鳞针、网绣等；刺绣用线也相应变细，甚至还经常劈成极细的丝缕，这就大大提高了刺绣的艺术表现力，绘画的笔墨线条、设色浓淡、气势神韵等都得到了表达；思白、墨林、启美等绣工名家纷纷涌现，欣赏性绣品遂成刺绣之极品，这样才有了“宋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设色开染，较画更佳。以其绒色光彩夺目，丰神生意，望之宛然，三趣悉备”^[1]的记载。这一时期，绣画的风尚，也从皇家绣院渗透到富贵望族，流行于闺阁庭院。明代项子京《蕉窗九录》云：“宋之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故眉目毕具，绒彩夺目，而丰神宛然，设色开染，较画更胜。女红之巧，十指春风，迥不可及。”^[2]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批宋代画绣和辽宁省博物馆的几开册页可以代表这一时期画绣的水平。从留存实物看，题材分人物和花鸟两种，刺绣技法也各不相同。辽宁省博物馆藏《刺绣瑶台跨鹤图》，绣画楼阁山水人物，仙人跨鹤飞来，披帛飘动，由高台上童子持幢迎接；台下树木、楼阁、陡山嶙峋隐没于云海之中。人物衣服和山石用戗针，竹叶飘带和鹤翅用齐针，云彩、房屋局部轮廓及衣着局部加盘金及钉金，窗户用网绣，地板铺针上加编绣。作品大面积借用色地绣轮廓来表达层次，显得十分空灵。另一类作品绣得较满，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秋葵蛱蝶》，基本上用戗针绣出。花瓣和叶子用戗针一批一批绣出，在色彩过渡的两批之间用掺针行过渡，花蕊用打籽针，叶脉用接针。辽宁省博物馆藏《刻绣合璧册》之《海棠双鸟》《梅竹鹦鹉》所用的针法与之相似，均用戗针为主要针法，绒丝细密，色彩过渡时用掺针，连细节部位都同样如此。

元代人物绣基本继承了宋代的风格。首都博物馆藏《黄缎绣〈妙法莲花经〉》第五卷，以空勾线条为主，用接针、钉线绣、齐针、戗针、掺针、打籽、编绣、锦纹绣等绣法。更精细者如辽宁省博物馆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人物基本用单线条空绣，服饰上大量使用锦纹绣；单色衣服部分也用掺针满绣，技法纯熟。另外，提到元代的画绣，南京博物院收藏管道升《刺绣观音像》也是一幅重要的作品。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之妻，诗、书、画、绣无所不精。该作品在空旷的背景中绣观音大士身披长袍，跣足而立，任凭大风鼓起衣角、吹乱鬓发而岿然不动；右手执左手腕于胸前，左手紧捏一串佛珠，全神贯注，凝视着远方，像是在为众生祈祷。粗粗的捻线掺针绣出人物的主体部分，衣纹褶皱用蓝线接针勾勒，眉毛和眼睛用滚针，头发采用发绣。整幅作品绣制部分与底料颜色接近，呈本白色，浑然天成。画面人物虽绣法比较简单，却古雅飘逸，画意浓厚，是一幅只有画家才能完成的典型画绣。

宋元的画绣成果对后世影响很大，刺绣不再只是简单地附着于底料的一种日用装饰工艺，而是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傲立于书画之林。顾绣就是吸取了历代画绣之精华，才于明代晚期开出这朵艺术奇葩。

画绣与顾绣的关系可以总结如下：首先，顾绣属于画绣，是一种纯艺术性的创作；其次，历代画绣的实践为顾绣选择底本、采用平绣技法表现对象提供了经验；最后，顾绣通过艺术家的不断实践，改进了平绣技法，增强了针法的表现力，色彩的晕染更加自然，绣品的写实效果更加完美，对后世画绣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