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顾绣与时玩

顾绣是一种画绣，画绣在宋代就已经存在，那么顾绣与宋代画绣是否有承袭关系呢？民国朱启钤辑《女红传徵略》援引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云：“顾氏刺绣得自内院，其劈丝配色别有秘传。”其认为顾绣之技传承于宫廷内院，但究竟是宋内院还是明内院，则没有说明。毛祥麟为松江人，活跃于同治年间（1862—1874），距离顾绣的始创年代已经有二百多年，其关于顾绣师承于内院的记载不知根据何在。在其他有关顾绣的文献中都没有见到类似的内容，顾绣的题跋都没有言及其与宋代画绣的传承关系，也没有画绣见闻，更没有内院秘传的绣技针法。韩希孟《宋元名迹册》后有其夫顾寿潜的题跋，在言及由来时说：“余内子希孟氏，别具苦心……甲戌春，搜访宋元名迹，摹临八种，一一绣成，汇作方册，观者靡不舌挢手舞也。见所未曾，而不知覃精运巧，寝寐经营，盖已穷数年之心力矣。”看来，顾绣中极负盛名的《宋元名迹册》是韩希孟临摹宋元名画的结果，并不是得之于内院秘传。对于晚明的顾氏家族而言，画绣只是保留在明人笔记里的传说，几乎没有具体内容。顾绣与宋代的关系，只是临摹宋人的名画。所以，顾绣应该是顾氏家族女眷们的艺术创作，是晚明的时玩。

一个时代的生活风尚既有对前一时代的继承，又对前一时代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体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晚明正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的变迁，旧的生活方式日益被淘汰，新的生活方式不断被推崇，这就必然会形成一些左右人们生活的风尚。时玩就是一种新兴的艺术样式，或者是改进而来的艺术样式，是为社会所推崇的风尚。

一般而言，人们多珍爱古玩，商周之彝器、汉唐之石刻、宋元之书画历来为众人所青睐。而明代并不惟古是好，诸如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都对原先的工艺和风格进行了很大的改革，成为众人喜爱的收藏品。到了明代中晚期，明式家具、嘉定和金陵之竹刻、宜兴之紫砂、上海之顾绣脱颖而出，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至于犀角雕刻、锡器也在这一时期作为清雅之物居于文人的案头，文房四宝则完成了由实用品向实用艺术品的转换。沈周、唐寅之画，文徵明、祝允明之书法，无不成为收藏之重点。“时玩”在晚明成为一种新生活的标志。

这些明代的时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在自己制造的器物上署名落款，如时大彬的紫砂，尤侃、鲍天成的犀角，濮仲谦、三朱的竹刻，程君房、方于鲁的墨和韩希孟的顾绣，制作者无不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之前，能工巧匠们标识自己的作品只是偶例（如在铜镜上标有“×××工夫镜”）。晚明的这些器上款识，从制作者的角度看，体现了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和肯定以及对产品的保护意识；从消费者或接受者的角度看，说明了晚明社会对美器佳物的追求和文人士绅对品牌之物的青睐。这些明代时玩价格可以与古玩相匹敌。即拿顾绣来说，清初叶梦珠《阅世编》记载：“露香园顾氏绣海内驰名。不特翎毛、花卉巧若生成，而山水、人物无不逼真活现。向来价亦最贵，尺幅之素，精者值银几两；全幅高大者，不啻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