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材
从现存作品来看，顾绣的题材非常丰富，其中人物、花鸟比较多，比如辽博藏顾绣花鸟题材即占大多数，也有一些是人物、动物题材。
辽博藏《韩希孟刺绣花鸟册》，共八开，分别为《牡丹》《芙蓉翠鸟》《春菘》《萱花蛱蝶》《蔷薇蜂》《水墨梅花》《红梅水仙》《罂粟》，每一页都是精致的折枝花卉构图。相比之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元名迹册》也是八开，分别为《洗马图》《瑞鹿图》《补衮图》《鹑鸟图》《米画图》《葡萄松鼠图》《扁豆蜻蜓图》《花溪渔隐图》，其中花鸟题材的只有两件，而这两件也是分别以鸟和蝴蝶为画面主角的。上海博物馆藏《韩希孟绣花卉虫鱼册》共四开，分别为《石湖花蝶》《络纬鸣秋》《游鱼》《藻虾》，其中两件为花鸟题材。上海博物馆藏另一件早期顾绣作品《竹石人物花鸟册》，共十开，两件竹石题材、四件人物题材、一件为《松鼠葡萄》，另外三件《梅茶寒禽》《海棠白头》《杨柳隼翠》为花鸟题材，其中禽鸟为画面的主角，而花卉则作为背景出现。
辽博藏《顾绣花鸟人物册》，八开，其中三开是人物或动物，其他五开也是花鸟。辽博藏另外一件《顾绣花鸟册》共十开：《折枝芍药》《荷蟹》《蓉江浴鹊》《萱花蛱蝶》《杏花飞燕》《松鹰》《松鼠葡萄》《斗鸡》《灵芝》《海棠鸣禽》，也是大部分为花鸟题材。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宋绣黄筌花鸟册》二册，这套册页没有顾绣印款。两册共二十开，题材有花鸟、走兽，其中多件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元名迹册》、辽博藏《韩希孟刺绣花鸟册》《顾绣花鸟人物册》在内容构图上极其相似。如《仙鹿图》，《宋元名迹册》《顾绣花鸟人物册》和《宋绣黄筌画花鸟册》都有，构图也基本相同：鹿的姿态相同，甚至侧目的方向也一致，只是身上的斑纹不一样，所用绣线色彩有差别，另外鹿身后的背景有所不同。《宋元名迹册》的鹿刺绣最精，《顾绣花鸟人物册》的鹿也比较好，《宋绣黄筌画花鸟册》的鹿则比较简略。另外，《斗鸡》《荷蟹》《芝兰》《虞美人》《桃花柳燕》与辽博藏三本册页的构图也几乎相同，只有微小的差别。很显然这些作品的稿本相同。童文娥女士认为，这些题材都是选取自明代江南地区流行画稿。顾绣的题材有深厚的传统，精心选择设计的题材在顾家代代继承，到清代影响了各个刺绣流派。
从以上作品分析，顾绣早期的作品中花鸟占比少，而人物、动物的比重较大；韩希孟作品中花鸟题材增多，之后寓意吉祥的花鸟以及人物题材逐渐增多。八仙祝寿、松鹰旭日、牡丹、灵芝、杏林春燕等题材寓意长寿、富贵、吉利，颇受欢迎，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顾绣八仙庆寿》、上海博物馆藏有《寿星图》《王母图》《蟠桃会图》等。辽博亦有《仿顾绣八仙立幅》（图1），上有“露香园式”“顾绣”“针仙”绣印。从刺绣技法和印章上判断，它应该是清代中期作品，图中八仙的形象以及构图上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特点。
图1 《仿顾绣八仙立幅》
在顾绣作品中，宗教题材占有一定的比例，以佛画为稿本的绣品现存多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各收藏一套《十六应真图册》，其以明代画家丁云鹏《罗汉图》为蓝本摹绣而成，每开都绣有“皇明顾绣”印章。两册构图、内容大致相同，仅细部略有差异。上海博物馆藏《十六应真图册》时代应该在万历、崇祯年间。另外，上海博物馆藏《顾绣罗汉》三册亦均为该时期或稍后时期的作品[1]。而辽博藏《董其昌题弥勒佛像》（图2），上有董其昌题“于一豪端，现宝王刹。向微尘里，转大法轮”和“董其昌书”款，钤“董其昌”朱文印。董其昌（1555—1636），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明朝后期大臣，书画家，为“华亭画派”的杰出代表。他去世于崇祯九年（1636），此幅早于是年，当与上述两件《十六应真图册》时代相近。除了传世作品，文献中也有顾绣绣佛的记载。明代文人谭元春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曾经得顾姬绣佛，并赞：“绣佛人天喜，运针如笔绫如纸。华亭顾妇嗟神工，盘丝劈线资产纤指。”[2]康熙年间松江状元戴有祺《寻乐斋诗集·露香园缪氏绣佛诗注》亦记录了顾绣绣佛[3]。邓之诚《古董琐记·顾绣》也曾记有“顾绣《饮中八仙图》”，为万历二十九（1601）所作。
图2 《董其昌题弥勒佛像》
辽博藏一幅弥勒佛绣像，画心纵55厘米、横27厘米，弥勒只有20厘米高，但是五官生动，有龙纹的袈裟色彩华丽，蒲团纹样清晰规整。宋元时期弥勒佛的打扮朴实无华，从明代开始袈裟上面的装饰纹样才逐渐丰富，到了明代晚期甚至达到华丽的程度。辽博藏的这件弥勒佛可谓华丽之极。笔者认为，这是底本在当时流行的弥勒佛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增色，将袈裟、布袋、蒲团部分的花纹予以设计加工，用真人发丝、捻金线以及粗细不同的各色丝线精工刺绣，并且巧妙利用丝线的光泽变化，使之具有极好的立体效果。
顾绣对底本的选择极其严格，尤其是早期作品。其还对所选底本进行二次加工处理，使之最适合刺绣艺术，上述《十六应真图册》也是在原画基础上进行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