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兴盛

顾绣的兴盛不是偶然的，事物的发展总存在着内因和外因。顾绣之所以能一统明末江南刺绣界，除了绣者本身的技艺高超外，同时也离不开当时文人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具备了这两种因素，顾绣才在当时达到空前的繁盛。

顾名世的孙媳韩希孟在顾绣的发展中、在诸多名手中最有代表性，成就卓著。她在针法与用色上神妙独到，故世称其绣品为“韩媛绣”。韩氏出身湖南武陵书香门第，尤擅工笔画，所绘山水花卉笔墨清丽，当地有才女之名。“韩希孟深通‘六法’，远绍唐宋发绣之真传，摹绣古今名人书画，别有会心。”^[2]

韩希孟嫁入顾家，正值露香园鼎盛时期，高朋满座，衣食无忧。其夫顾寿潜，曾师从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不仅能诗善画，难得的是对顾绣亦情有独钟，别号“绣佛斋主人”。韩希孟受其影响，摹绣古今名人书画，以针代笔，进一步发展针法的特技，加之丝线，辅助羽毛、麻、绒等丰富色彩和质感以及补色技巧来体现原画稿的神韵，力求使所绣的人物、山水、花鸟达到“不是写生画，胜似写生画”的意境。劈丝配色，别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探索出了刺绣的独特技法，所绣山水、人物无不活现逼真，花卉草虫生机盎然。明人陈子龙赞曰：“天孙织锦手，出现人间耶！”董其昌则将之比为黄筌父子之画，惊叹：“非人力也！”夫妇两人琴瑟和谐，他们都有很高的艺术素养，又珍视刺绣，认为刺绣不应只是衣裙装饰的从属物，而应以它的独特风格，显示出独特的艺术品位，因此潜心钻研绣法、针法，“覃精运巧，寝寐经营”。诗人郭棻在题咏她的作品中说：“凡人物、翎毛、花木、虫鸟之类，深浅浓淡，无不如意，并无针痕绣迹，使人不辨为绣为画。”故后世也将这类绣品称为“画绣”。

明清时期，文人地位普遍提高。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形成了一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此时的文人作画是一种养生之道。在创作思想上主张自娱，审美意趣上追求高雅脱俗，淡泊天真，给人以静谧闲逸的感受。顾绣不是以“缝、连、补、缀”度日而做针线活，而是为了“敢将十指夸针巧”能作工艺品等小点缀。即与琴棋书画相同，女红成为上层妇女寄托自己情感、陶冶性情的一种休养美德。所以她们往往为了绣成一幅作品不惜穷数年之力。正由于她们选择文人雅士所喜爱的平淡、自然的绘画作绣稿，顾绣在表现形式上也将书、诗、画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有机统一的艺术。如韩希孟的8幅代表作中《洗马图》有赵子昂风格，《女后》有宋画格调，《鹑鸟》翎毛工整，取法宋元，特别是两幅山水“米画”，系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创立的米派山水，《华溪渔隐》则系仿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王蒙《黄鹤山樵》的作品。稿本源于“宋元名迹”，这种摹古风尚与明末画坛的流风吻合。韩希孟的绣品首先得到了董其昌的肯定，从董其昌为其绣品屡次题诗中可以充分看出。由于附庸风雅的驱使，得到了文人雅士的认可和支持，顾绣完全有理由、有能力繁荣起来。它的审美取向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这是顾绣得以成功展现的重要因素。

总之，顾绣的最大艺术特色在于所作无论山水、花鸟、人物等，皆能运用画理融合在绣技中，半绣半绘，绣画结合，相得益彰。且劈丝极细，针触细腻，追求质感，配合精妙，在发挥刺绣的艺术特色的同时，突出地表现了作品的艺术神韵。尤其是摹临古人名迹，无论笔法、画意皆有独到之处。即使真、草各类字体，亦注意笔画的顿挫横竖，依次行针，针顺笔势，以针代笔，与原作相差无几。可以说，用丝理与画理的融合来表现书画的艺术神韵是顾绣最大的成功之处。至此，刺绣竟夺丹青之妙，分翰墨之长，欲与书画分庭抗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