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绣与晚明社会

顾绣产生于明代晚期的上海（松江府），这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原因。

从政治上来说，明中晚期皇帝昏怠、宦官乱政和朋党相争，明初确立的君主集权制已经逐渐软化和削弱，朝廷的社会控制日趋松懈，地方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经济方式、社会观念、生活习俗、艺术风尚的多元化取向和消费风气的越礼逾制也因此有了可能。

从生态环境与经济地位上来说，江南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位于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潮湿多雨，适宜农作物生长。境内水网密布，河渠纵横，优越的自然环境使上海地区拥有粮食、蚕丝等丰富的物产，为刺绣等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早在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便已经南移，明代上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更是大为发展。人们常说“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重，惟苏松为最”，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上海经济状况的良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市镇的兴盛把民众卷入了商品经济的浪潮，原先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社会联系更为密切，人际的交往途径更为丰富、范围更为广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思想意识上来说，明晚时期阳明心学、左派王学的兴起，正统的理学思想受到了很大冲击，特别是以李贽为代表的大批启蒙思想家高举个性解放的大旗，充分肯定女性的才智，这使当时的闺阁女子有了较多的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自由，从而使之文化修养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也为她们参与艺术创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社会风气的变化相呼应，女性自身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主体意识大大增强。

从人文环境上来说，由于唐宋以来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晚明时期的松江已经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在文教兴盛、好学成风的氛围中，松江涌现出了众多的文人学者和书画名家，其中以董其昌（1555—1636）为代表的“华亭派”更是对明代晚期的中国山水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董其昌独崇文人画，注重模仿宋元古画，同时又能不落窠臼、自成风格。顾氏家族与董其昌相交甚密，韩希孟之夫顾寿潜更为董氏弟子，顾绣作品上也时有董氏的题跋，所以顾绣在画风、画理和画意上受华亭派影响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