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训的演进历程
从传统家训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家训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为：萌芽于五帝时代，产生于西周，形成于两汉，成熟于隋唐，繁荣于宋元，明清达到鼎盛。而到了清代后期，传统家训呈现出整体衰落和局部开新的新时期。
1.先秦时期是传统家训萌芽时期
中国传统家训的萌芽时期应该是五帝到西周之间。一般认为，黄帝时期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黄帝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父权制家庭中家长对子弟等的家庭教育就有了现实的基础。据《史记·五帝本纪》等古籍记载，五帝时期的“禅让”制表明，子孙或幼弟假如不能遵循父祖、兄长之训，品德不好，是不能继承帝位的。这就包含了长辈对幼辈的教导、训诫。此外，五帝至西周时期的家训端倪还表现在世传家学方面。远古时代的家学或知识主要包括农业、天文、数学、医学、手工业等科学技术领域，大多以父祖传授给子孙的方式世代相继。
有史料记载的先秦时期真正开中国传统家训先河的是周初王室的家训，特别是周公。包括太任与武王妃的胎教，文王教武王，武王、周公、召公教成王，成王教子弟等，文王、武王的家训才真正有了产生的意义。比如，《尚书·酒诰》和《逸周书》等古籍记述，文王教诫在朝廷当臣子和在诸侯国任职的子孙们，不要经常饮酒；要有酒德，不要喝醉……要爱惜粮食，思想善良。武王继位后，其子姬诵（后为成王）尚幼，无法教以君道，武王便将自己的训示以格言警句形式铭刻于几、案、镜、盘等器物之上，使儿子识字时及时受到训诫，提醒子孙以殷商的衰败为鉴戒，修身省过，慎言免辱，永保周室祖先基业。
周公继承与发挥了其先辈的家训思想，把训诫子、侄、弟等提到“王家”（《尚书·酒诰》）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帝王家训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贡献。其家训思想主要反映在《尚书》中的《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奭》《立政》等篇以及《礼记》《史记》等古籍中。周公的家训在家训史上的地位最重要的在于建构了中国传统家训的大致框架。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传统家训的主干，由帝王家训与仕宦家训所构成。周公家训中的勤政无逸、戒骄戒奢、明德慎罚、审慎刑杀、体恤百姓、宽缓徭役、礼贤下士、择官授职等，规定了此后帝王家训或贤臣进谏的基本内容。其中所包含的有关个人品德修养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的家庭伦理规范，有关勤于王事、宽政爱民等的官吏道德准则，也开启了仕宦家训的大门，具有久远的社会意义。
除了周公为代表的周王室家训之外，先秦时期的家训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孔门家训。主要指孔子及其后代亲自对子弟进行的教导，也包括孔子的学生与他姓父兄用孔子儒家思想对子弟所作的训诫。比如孔子对儿子孔鲤的“过庭之训”；孔门弟子曾参杀猪以训子诚信。
先秦时期的家训还包括不少贤母家训。这些母训，在《国语》《左传》《战国策》《韩诗外传》《列女传》等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如前面提及的太任与武王妃的胎教；孟母三迁择居教子、“断机教子”；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之母教子施恩避祸；田稷子母诫子廉洁勿贪；楚庄王的令尹孙叔敖之母勉子行仁德；楚宣王的将军子发之母诫子爱护士卒；如耳母教子进谏尽忠等等。这些母训使得家庭尤其是一些大家贵族的妇女成为家训的重要主体。
作为中国传统家训的产生阶段，先秦时期的家训总体上说，还只是作为家长对子女就某一问题的训示或家教实践中父母对子女的一种教诲，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而完整的居家之“训”并没有出现。
2.两汉三国时期是家训的成型时期
这一时期，父家长制的大家庭世代延续，使内容各具特色的家训发展起来，特别是出现了文献形式的家训，并相对地成型或基本定型化。同时，由于儒学逐渐占据独尊地位，封建礼教得到重视，因而此后的历代传统家训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家训。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家训有：以刘邦、刘秀、刘备等汉代君主和魏武帝曹操等为代表的帝王家训；以东汉班昭的《女诫》、荀爽的《女诫》、蔡邕的《女训》为代表的女训；以西汉东方朔的《诫子》、东汉刘向《诫子歆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张奂《诫兄子书》、三国时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和嵇康的《家诫》、王昶的《家诫》等为代表的名臣、名士家训。
这一时期家训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出了家训、家学、家戒、家声等基本概念。虽然《尚书·酒诰》中“祖考之遗训”、《尚书·君陈》中“周公之训”等语已包含有家训的意思，但明确提出家训概念的是东汉的蔡邕。据《后汉书·边让传》载，蔡邕在向何进推举贤才边让时，说他“髫龀夙孤，不尽家训”，意思是幼时即孤，没有受到充分的家教训诲。二是重视对女子的训诫，产生了专门的女训著作《女诫》，班昭的这部家训，较系统地阐述了为女之道，开了家训中专门女训的先河，同时标志着中国古代家训思想已渐成熟，系统的家训著作已经出现。三是家训内容上显现出儒家思想影响加深和封建礼教强化的趋势。四是广泛采用了家约、家书、家信等新的家训形式。
3.两晋至隋唐时期是传统家训的定型和成熟时期
这一时期，封建大家族家庭得到充分发展，士族势力从顶峰开始衰落。身处乱世中的明智的帝王、有远见的名族乃至一般士大夫为立身免祸、传家保国，都很重视对子弟的训导，从而使家训理论趋于成熟。该时期较有影响的家训有：晋代羊祜的《诫子书》、陶潜的《与子俨等书》、潘岳的《家风诗》，南朝颜延之的《庭诰文》、王僧虔的《诫子书》、徐勉的《诫子崧书》，北齐颜子推的《颜氏家训》，北魏杨椿的《诫子孙》，唐代李世民的《帝范》、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元稹的《诲侄等书》、柳玭的《家训》《戒子孙》，此外还有韩愈的《符读书城南》和白居易等人的家训诗。
标志着传统家训成熟化的代表作当推北齐颜子推的《颜氏家训》。班昭的《女诫》，虽然是专门教训女儿的家训著作，但由于仅仅是对女儿“妇道”“母仪”的训诫，因此不能说是全面的家训。而颜子推的这部著作对家人的教诫，不仅全面、系统、完整地论述了仕宦家训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基本原则与方法，而且结合作者亲身的体验，对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等各个方面做了系统的、从理论到实践的论述，“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第一部完整的家训教科书，对古代家训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某种意义上甚至如人们评价的，“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则可以视作帝王家训中第一部系统、全面地教诲皇族子弟立身治世、为君之道、理国平天下的著作，对后代的帝王家训具有重大影响。
除了在仕宦家训、帝王家训上的重大进展之外，这一时期传统家训还有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是作为国家法律补充的、运用奖惩机制的、有明确条文规定的成文家法。这以唐昭宗时江州陈氏义门的陈崇制定的《陈氏家法三十三条》为突出代表。二是广泛采用“诗训”教育子弟。这是唐代在家训形式上的一个重要进展。以诗训育子弟虽然起源很早，但直到唐代才被普遍采用，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其中，诗僧王梵志的朴实、通俗的家训诗和杜甫、白居易、李白、李商隐等教育子弟、亲属的训喻诗最具有代表性。
4.宋元时期是传统家训的繁荣时期
从北宋建立到元朝被朱元璋推翻，这400多年间是中国社会动荡、理学兴起、宗族组织发展迅速的时期，日益完备、系统、成熟的儒家纲常伦理思想通过各种途径深入家庭、宗族之中，中国传统家训进入了一个更为完善、定型并走向繁荣的时期。宋元时期家训内容及其教化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家训文化进入了繁荣时期，家训著作大量涌现并广泛传播于民间。宋元明清时期的家训著作中较有影响的有：宋代司马光的《家范》《涑水家仪》，范仲淹的《义庄规矩》，贾昌朝的《戒子孙》，包拯的《家训》，叶梦得的《石林家训》，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倪思的《经锄堂杂志》，赵鼎的《家训笔录》，陆游的《放翁家训》和大量的家训诗，孙奕的《履斋示儿编》，袁采的《袁氏世范》，吕本中的《童蒙训》；元代许衡和耶律楚材的教子诗；元末明初郑文融的《郑氏规范》；等等。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辽金元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家训史料却极其稀少，这不能不限制了这一时期家训思想及其教化实践的研究。
第一，宋元时期家训内容的变化。
一是爱国主义和崇尚气节教育的加强。南宋时期的内忧外患，山河破碎，使得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批主张收复失地的主战派，他们反对妥协投降，积极抵抗侵略；同时教育子弟家人勿忘国耻，实现复国理想。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些家训中，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浓烈的爱国主义和崇尚气节的思想。
二是仕宦家训涌现。这是宋代以来，传统家训的一个新变化。宋代的不少名臣显宦，都有家训传世，如司马光、苏轼、赵鼎、陆游、叶梦得等等。就其对宋及宋代以后的影响而言，司马光的家训首当其冲。这些名臣家训，内容丰富，重点、角度不一。司马光的家训鸿篇巨制，既有调整封建家庭各种伦理关系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又有治家、处世的经验体会的传授，还有封建大家庭居家日常礼仪与冠婚丧祭礼仪介绍，系统而全面；贾昌朝、包拯的家训则是为官之道、戒子勤政勿贪、保持清廉家风的训示；范仲淹首订其子孙续订的家训，主要是本族义庄、义学的设置及族人教化的具体规矩；赵鼎家训重在家政管理；叶梦得家训重在治生；而苏轼和陆游则以诗词的独特形式对子孙进行训诲。特别是陆游的教子诗，更是集了中国传统家训的“诗训”之大成。
三是“治生”“制用”拓宽了家训领域。
宋代以前包括宋代仕宦家训的主要内容是道德教化，谋生方面的训诫很少，南北朝以来，尤其是自南宋以来，又出现了专门论述谋生计的“治生”家训和专门论述管理家庭财物以节制用度的“制用”家训，这是传统家训的又一个新变化。叶梦得在家训中不仅教育子弟重视自己的生计问题，而且要读书人做“治生”的表率；袁采认为“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将过去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作为子弟可以选择的职业，反映了家训在择业观上的进步。治生、制用以及择业观的变化，丰富了古代家训的内容，为传统家训的发展拓宽了天地。宋以后，论述这些问题的家训逐渐增多。
四是读书求仕的内容增多。由于宋朝统治者实行重文轻武政策，朝廷对科举取士更为重视，读书求仕得到大力倡导，这对家庭教育影响巨大，宋元家训中都有不同的反映。有些家训还规定了严格的子弟教育制度。当然从总体上看，作为家训作者们的家长大都是开明之士，他们虽然告诫子弟刻苦攻读以求功名，但也注意德教为先并考虑孩子的资质，而并非一味地要子弟走科举之路。认为无论读书求仕还是从事农耕，最重要的是做个好人。
五是全面系统、切于实用的居家指导型家训开了生面。
与宋代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家训，在内容上涉及家庭生活的各个领域，治家理财、待人处世、教育子弟等等无不论及，且极其详尽、具体，给家庭成员以居家生活的系统、全面的指导，实用性很强。例如，司马光的《家范》对家庭成员及其亲属之间的关系分类阐述，几乎提出了调解家庭成员、亲属之间关系的所有规范；赵鼎、陆九韶、倪思对制订家庭收支计划、实行丰俭适中的合理消费方式、建立秉公理财的家庭生活制度做了切实可用的训示；而袁采的《袁氏世范》和郑氏家族的《郑氏规范》对居家生活问题安排、指导之详细、具体、周到，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图1 浙江浦江郑宅镇上的郑氏宗祠，“江南第一家”为朱元璋所封本书作者摄
六是更加重视家风的传承。
良好家风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子弟在家庭生活中继承父祖的优良品德和传统起着积极而有效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宋元时期的不少家训中都强调继承家族的良好家风，特别是仕宦家训。司马光特别重视家风对子弟的熏陶作用，在《训俭示康》中告诫儿子司马康不仅自己要吸取寇准不良家风的教训，而且要用这篇家训去训诫子孙，以继承祖辈节俭为荣、奢侈为耻的“清白”家风。包拯在短短几十个字的家训中，要求为官的子孙不得贪赃枉法，保持清廉家风。贾昌朝对子孙的道德教育不仅是日常坚持不懈进行的，而且认为清白家风比升官晋爵更能光耀门庭。陆游在《放翁家训》中要子孙继承祖先宦学相承、清白俭约、注重节操的家风；在教子诗中反复告诫子孙“汝曹且勿坠家风”，要他们耕读传家、甘于淡泊、不贪富贵、重节崇德。元朝出身于皇族的大臣耶律楚材，经常对儿子进行显赫家史的教育，要儿子建功立业，“勿学轻薄辱我门”。
七是强调了家长率先垂范、治家公正的要求。
尽管中国的德教传统强调家长的权威，且自宋代开始封建纲常礼教更要求卑幼片面服从尊长，但在家训文化的发展中，却有些不同，不少开明的家长，在家训中同时对家长的行为给予道德规范的约束，要求以身作则，遵守礼法，治家公正，平等地对待家人、管理家政、教育子弟。如《郑氏规范》要求家长“以至公无私为本，不得徇偏”；“以至诚待下，一言不可妄发，一行不可妄为”。不然，“举家随而谏之”，“若其不能任事，次者佐之。”这就给家长以约束和有效的监督。袁采虽然认为“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但更强调“父慈而子愈孝”，“爱子贵均”，分析家产贵公当等等。即便是司马光这样极重封建礼教的保守派家长，也强调家长依据礼法公正治家。他在《居家杂仪》中开篇讲的就是对家长的要求：“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在《家范》中，还辑录了许多名人以“礼”教家、治家的典型事例供为家长者效法。总之，强调家长的品行在治家教子过程中的重要性，宋代家训开了个好头，这在宋代及以后的家训中更为突出。
第二，宋元家训教化途径、方式的发展。
其一，通过家族组织实施家训教化。
这与宋代封建家族组织的发展密切联系。如前所述，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增多是宋代家族组织发展的突出表现。这些家族不仅有家规族训，而且在教化上依恃得力而有效的途径：立族长（宗子）、置族产、修族谱、建祠堂。为了更有效地施行教化，这些家族还制订了进行家规族训教育的具体制度。例如，《郑氏规范》的家庭聚会制度、赵鼎《家训笔录》对违犯家训的子弟“堂前训饬”“影堂前庭训”制度等。
其二，更加注重可操作性。(https://www.daowen.com)
前面提到，宋元时期切于居家日用的便于操作的家训日益增多，这种形式的家训，将道理的教诲与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通俗易懂，易循易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尤其以《袁氏世范》和《郑氏规范》最为突出。
其三，开明、平等、科学的教育思想和训喻方式获得了发展。宋元时期，虽是理学产生发展并逐步占据封建统治指导思想地位的时期，且得到纲常礼教的加强和理学的导向，但这一时期的家训也出现了可贵的、开明的教育观念和平等、科学的教化方式。比如，袁采家训在教育思想和方法上就很注重民主意识、讲究科学方法，他主张需要父子、兄弟等双方的交流、理解和相互适应；陆游与儿子的关系，是父子，更是师友。他总是以民主、平等的态度与儿孙们交流，给他们以教诲或忠告，从来不摆封建家长的架子。这种循循善诱的教育指导，比起板着面孔的说教效果显然更佳。
其四，以惩罚辅助教化的方式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宋代开始，采用惩罚来辅助教化的增多是古代家训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变化。以惩罚辅助教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经济上的惩罚，如范仲淹家族的范氏族训《义庄规矩》中规定的，对不肖子弟不予支米；肉体上的惩罚，如司马光、赵鼎的家训，且由宋代开始以后程度逐渐增多、加重。此外，不得葬于祖坟、开除族籍（削谱）一类的精神性惩罚也开始出现。
图2 绍兴沈园的陆游塑像 本书作者摄
其五，诗训教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宋元时期，以诗教子的“诗训”，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主要是指陆游的训子诗。他不仅以200多首教子诗创造了中国家训史上以诗训子的数量之最，而且内容极其丰富全面。尽忠爱国、报国恤民、为官廉直、体恤百姓、重节崇德、耕读传家等方面的教诲都以质朴无华、寓意深刻的语言和平等示教、爱心濡染等鲜明特色，将中国古代的诗训推到一个无可比拟的高度。此外，元代的耶律楚材对子弟进行的家史和家风教育、勤学自强等教育，作为流传下来的少数民族家训的代表，也很有特点。
5.明代至清代前期是传统家训的鼎盛时期
明清时期，共有5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总体上说是由宋代开始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盛转衰的时期，但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然而，从清代中期开始，却日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明清时期的家训种类繁多，影响较大的如：明代仁孝文皇后的《内训》，霍韬的《渭厓家训》，袁了凡的《训子言》，袁衷兄弟记述的《庭帏杂录》，庞尚鹏的《庞氏家训》，高攀龙的《家训》，姚舜牧的《药言》，许相卿的《许云邨贻谋》，陆氏的《温氏母训》；清代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孝友堂家规》，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康熙的《圣谕广训》《庭训格言》，陈宏谋的《五种遗规》，许汝霖的《德星堂家订》，蒋伊的《蒋氏家训》，张履祥的《训子语》，张英的《聪训斋语》《恒产琐言》，汪辉祖的《双节堂庸训》，刘德新的《馀庆堂十二戒》，等。此外，郑板桥、林则徐、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的家书也很有影响，流传很广。明清家训中还有朱之瑜、傅山、顾炎武、王夫之等反清思想家和史可法、瞿式耜、夏完淳等一大批宁死不屈的抗清义士的家训。他们崇尚民族气节，置自己生死于不顾，念念不忘故国，念念不忘对家人、子弟进行民族气节的教育，施加爱国主义的影响。
明清的家训，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式丰富多彩。包括箴言、歌诀、训辞、铭文、格言、警句等等。箴铭、歌诀体家训，影响较大的如方孝孺的《家人箴》《幼仪杂箴》《四箴》，吕坤的《孝睦房训辞》《近溪隐君家训》，王守仁的《训儿篇》，徐奋鹏的《教家诀》，庞尚鹏《庞氏家训》后所附的《训蒙歌》和《女诫》，彭定求的《治家格言》《成家十富》《败家十穷》等等。格言、警句体裁的家训如朱柏庐的《治家格言》、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吴麟征的《家诫要言》、陈龙正的《家矩》、石成金的《天基遗言》以及彭端吾和冯班的家训等等。
明清时期的家训，与以前朝代的家训相比较，无论在教化内容、途径、方式方法上都有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归纳起来，至少包括十个方面：一是贞烈观念的强化。二是社会风俗教化的内容增多。三是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四是限制子弟不良行为的戒律增多。五是随着明清专制统治的加强和对程朱理学的推崇，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道德法律化的特点更为突出。六是更加强化了宗子教育。七是创设了类似于“民主生活会”形式的家族聚谈制度。八是尤为重视个人风操、民族气节的教育。九是养生之道的训示增多和性教育的出现。十是择业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再单纯地要子弟习举业，走仕途，凡能够自立的职业都可以选择；提倡学习经世济用之学。此外，这一时期商贾家训也趋于繁荣。这在清代家训中尤为突出。反映了明清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从业观念的显著变化。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训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明初至清代前期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不仅体现在家训著作的数量之多，也体现在家训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据《中国丛书综录》所列书目记载的“家训”一类著作，公开印行的就有117种，而明清两代就占了89部，其中明代28部，清代61部。如上所述，该时期家训内容上既有一般的家庭训诫，也有训诲商贾之类的专门家训；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
明代及清朝前期家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上专制统治的需要。
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明清的统治者们崇尚儒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加强思想文化上的专制。明王朝建立以后，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将尊崇儒学定为基本国策。明清的统治者们之所以如此抬高程朱理学，主要是理学家们“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和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极力倡导，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力量，因而深得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的赏识。封建统治者加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统治的需要，相应地要求作为“国”之缩影的“家”的统治者——封建家长也要加强对子弟家人的管束和教化。当时的不少家族都将忠于君主的内容写进家规族训。家训要子弟族人做顺民，皇帝自然是乐于提倡的。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家训的发展。
其次，朝廷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
明朝直至清代前期家训的空前繁荣，与封建皇帝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具有很大的关系。基于“为治之要，教化为先”的治国理念，朱元璋不仅亲自树立家训教化成功的典型，在全社会加以表彰，而且还亲自编撰家训。明成祖朱棣在为政之余，采辑圣贤格言，编为《圣学心法》一书供皇室子孙学习效法，并且在序言中向子孙们系统阐述了为君之道。清代的康熙皇帝也很重视皇室子弟的教育。从他死后由其儿子雍正皇帝辑录整理而成的《庭训格言》这部皇室家训来看，康熙皇帝对皇家子弟的确是“随时示训，遇事立言”，时刻注意进行教育的。
再次，官僚士大夫的积极传布。
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官僚士大夫的积极宣传也是明清家训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传播家训著作的官僚士大夫中，较有影响的如明代的儒士王相编印的《女四书》、清代官吏陈宏谋编印的《五种遗规》、张师载编印的《课子随笔》等。陈宏谋还将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印行一万多册。这些官僚士大夫们的编辑、刊行，使得家训著作在民间广为传布，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家训的发展。
最后，经朝廷表彰的郑氏家族及其家训的影响，也是明清家训繁荣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是一个一再受到封建统治者赏识的封建大家族，宋、元、明史中均被列入孝义传、孝友传中。对其培植、表彰、树为社会楷模最力的帝王，首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经明朝统治者树立的这个典型，对明代家训的空前繁荣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这种影响之深远，在后来的许多家训和史书记载中都能反映出来。
第二，清代后期是传统家训整体衰落与局部开新的时期
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始。伴随着中华封建帝国的日薄西山，发展了三千多年的传统家训也逐渐失去了昨日的辉煌，日渐走向衰落。但是，这个衰落的过程又不是一个一直下坡的过程，而是一个主体“滑坡”、部分“爬坡”的曲折过程。
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对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家庭模式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些新思想、新观念不仅表现在他们从事的洋务活动中，而且表现在他们对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导上，为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带来了一股“新风”。
洋务派领袖们所开创的家训新局面，最鲜明的体现首先是在教育、培养子弟成材方面。与以前的家训相比，他们在家教指导思想上发生的重要变化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形成了一种开明的教子意识；在治学、择业方面的指导是强调读书与世事历练的结合，倡导经世济用之学。此外，在对子弟家人为学之道、处世哲学的传授和养生健体教育方面都对传统家训增加了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容。
这一时期洋务派家训在教化形式、途径上的一大变化是家书训示，这是传统家训形式上的一个发展。以家书教诫子弟家人，虽然古已有之，但篇幅不多，内容也不全面。洋务派领袖们的家训基本上采取家书的形式教家训子，这主要与他们长期在外为官，军务、政务繁忙有关。他们的家书虽然篇幅长短不一，但内容却极为丰富广泛，涉及治学、修身、处世、政事直至保健、书法等诸多方面，尤其是曾国藩、左宗棠的家书最为突出。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另一点是，在这一时期，洋务派领袖的主要代表之一的曾国藩将中国传统的仕宦家训推向了巅峰。他既继承中国优良的家训传统，又不拘于古人，适应时代的变化，在家训的内容和教化方法上都有许多发展和创新。
此外，除了洋务派的局部开新之外，随着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维新派和革命党人都对传统家训作了一定的批判和发展。
但从总体上看，鸦片战争以后，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家训已由清前期的鼎盛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则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已近尾声。
导致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伴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薄西山，封建官僚制度的败落，封建大家庭制度逐渐解体，代之而起的小家庭则逐渐增多，这就使得传统家训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明显削弱。其二，反封建思潮的兴起及其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抨击，导致传统家训内容及教化方式的变革要求日渐强烈。清朝末期，封建王朝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的面目日益暴露在国人面前，一些放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顺历史潮流而动，对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使得传统家训指导思想的神圣性发生了动摇。其三，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更是动摇了传统家训的根基，旧的家训为新型家训所取代已经成为必然。封建君主制度的灭亡，共和政体的建立，使得纲常礼教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起点标志，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更加猛烈地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呼吁进行“道德革命”“开发新道德”，倡导自由独立人格，主张平等博爱，宣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婚姻、家庭观念和民主平等的家庭教育思想。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进步，随着时代发展导致的观念进步，传统家庭和传统家庭伦理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于是，传统意义上的家训，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终于走向了终结。当然，这是长期的、曲折的乃至反复的过程。但不管怎样，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显现，符合时代精神的家训思想及其教化实践必将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