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对家训发展的影响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江南人口数量居于全国首位，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也加快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随着宋代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实现了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和率先发展，对后来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宋元时期江苏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为了巩固统治，北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重点发展东南，尤其是两浙的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两浙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北宋时的两浙路，辖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及浙江省全境，它地处东南沿海，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平原居多，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河流湖泊星罗棋布。农作物品种繁多，复种指数和生产技术水平较高，已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土地利用率非常高，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加之具有丰富的海产资源，赢得了“鱼米之乡”的称号。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为两浙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其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北宋政府最主要的产粮地区。南宋时期，政治中心的南移进一步促进了江浙地区的开发，“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反映了此地区富庶繁荣的景象。
二是手工业和商业有了长足发展。宋元时期江淮一带的手工业如丝织业、制盐业、造船业和冶铁业等不论是在规模、分工、技术革新以及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越了前代。宋元时期长江下游的丝织业超过了黄河流域，产量居全国首位。江苏当时著名的丝织产品有扬州的锦、白绫和常州的紧纱等，均远销海外。南宋时淮南盐业已成为国家一大利源，时有“天下大利仰东南，东南大利仰淮盐”之说。江淮一带的造船业，多集中在扬州、建康（今南京）、平江（今苏州）等沿江、沿河地区，当时建康造船场已能制造用于航海的大船。此外，徐州利国的冶铁业也很发达。手工业的发达促进了商品贸易的繁荣，城市人口逐渐增加，城市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以京城开封为例，在宋神宗元丰年间，人口数量达到了一百多万，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据《宋史·地理志》等史料统计，北宋徽宗崇宁年间，江淮地区共十五个州军的人口总数已达到3151353，其中江宁府（今南京）总人口数为200276，楚州（今淮安）总人口数为207202，平江府（今苏州）总人口数达到了448312。
三是成为全国财税收入的重点地区。至北宋之际，政府的财货贡赋主要来自江南。北宋每年漕运总量一般保持在五、六百万石，最多时能达到七、八百万石，而两浙就有一百五十万石以上，约占四分之一。正如苏轼所指出的：“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富供馈，不可悉数。”陆游在《常州奔牛闸记》中也写道：“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常熟，天下足。’”
总之，宋元时期，江淮地区出现了经济繁荣、人民富足的局面，实现了率先发展，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以后，“上有天堂，下有苏常”已成为广泛流传的民谚。
宋元时期江苏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家训内容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以“士、农、工、商”来划分职业，商人的地位最低。但自北宋起，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城市的日益繁荣，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商人势力逐渐抬头，商贾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其政治地位也随之显著提高，可以与社会其他阶层一样通过科举考试拥有参政的机会。在此背景下，官僚士大夫阶层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念受到了冲击，他们对商业的态度也在发生巨大变化。范仲淹、欧阳修和苏轼等都不同程度地发表了反对抑商、轻商的观点。如范仲淹就以“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的诗句，充分肯定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针对当时商人受到主流社会歧视的现象，发出了“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的同情之声。到了南宋时期，随着江苏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商品经济观念发生了更显著的转变，部分士人开始冲破贱商、抑商等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从内心深处给予了商业社会地位的真正认同。如宋代著名思想家叶适就公然批评“抑末厚本”的贱商论，认为它是错误的，“非正论也”。其弟子陈耆卿则进一步提出士、农、工、商四民皆本的观点，他说：
古者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若能其一，则仰以视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不能此四者，则谓之浮浪游习之民。
士、农、工、商“四民”身份等级制地位的根本动摇，进而使得南宋社会出现了如下现象：(https://www.daowen.com)
命其子若孙倚市门，坐贾区，俯取仰给，争锥刀之末，以滋贮储。有读一纸书，则夺取藏去，或擘裂以供覆瓿，怒而曰：“吾将使金拄斗牛马以谷计，何物痴儿，败我家户事，顾欲作忍饥面翻故纸邪？”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耻于言利的士大夫阶层的义利观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宋代一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士大夫们，改变了历来义利之辨中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把二者统一起来。北宋的李觏率先提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认为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正大光明的，不应被耻笑。在社会上，人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
宋代的家训作者们，为了保证家族能够延续发展和繁荣昌盛，也不再固守“君子不言利”的陈旧观念，开始关注如何谋生，如何盈利，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务，积极带领家人寻找发家致富的门路。与之同时，家训史上也出现了一些专谈治生理财的家训文献，这是家训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突破。
如前文所述，宋元时期江苏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开始追求物质和精神的享受，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奢靡浪费的不良风气。正如司马光所说：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
宋宁宗也曾慨叹：
风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殊无区别，虽屡有约束，终未尽革。
面对这种讲排场、比阔气的侈靡之风，为了防止子孙奢华堕落，避免家道沦落，确保家运长久，宋元时期的家训大都重视对子弟俭朴品质的培养，教育子孙后代要“崇俭抑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