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文化思潮不断交织融合

自南宋以来，江浙一并发展成为东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工商发达，人文荟萃。近代的中国风云激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西方文明以锐不可当之势席卷华夏大地，中华民族几千年恪守的传统观念、生活方式等受到猛烈冲击，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冲击了儒家学说，逐渐降低了孔孟儒学的神圣地位，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裂变，进而形成一次又一次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论争和革故鼎新的社会思潮。可以说，近代江苏成为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前沿地带。江苏近代的士子，继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忧国忧民的传统，面对朝廷的衰败、腐朽，国势衰微，学术思想从传统的“经世致用”走向“借鉴西学”，传统经世治国理念开始转变，出现了向西方学习改革社会的变法思潮。

晚清时期，不少在任职江苏的封疆大吏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表现在从华夏中心论的天朝封闭意识向“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意识转变。曾担任过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及两淮盐政使等重要职务的林则徐便是经历这一过程的先驱。其次表现在从鄙视夷人到“师夷”思想的转变。除林则徐认识到这点外，他的好友、曾在江苏做官的魏源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名言影响更大。其后，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也开始认识到“师夷”的重要性，曾国藩有感于西人“恃其船坚炮大，横行海上”的严峻现实，向朝廷提出“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请奏。再次表现在从传统经世观向“中体西用”经世观转变。江苏籍著名学者、改革派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师夷”原则。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等很快风行一时，并付诸实践。晚清这些江苏封疆大吏经世观的变化，对晚清社会改革思潮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先导和促进作用。

以上思想观念的变化加速了江苏各阶层要求变革思潮的酝酿与发酵，涌现了一批改革家。苏州东南长洲甫里村人王韬，大力倡导中国改革变法自强，时人称“昆山王君，不世英才，胸罗万有”。无锡人薛福成认为如不彻底变革内政外交，国家未来的前途将不堪设想。丹徒人马建忠，多次向朝廷上书，建议设立海军、加强商贸、大力开矿、兴办学校、引进西学、培养人才等。同时，江苏官吏大力支持“变法”“维新”，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维新刊物、组织学会，张之洞作为两江总督，立即捐款支持。维新变法运动的倡导者虽是康有为、梁启超，但光绪帝的老师——江苏常熟人翁同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史料记载，翁同龢出身官宦世家，作为两朝帝师深受光绪信赖与依仗，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虽“百日维新”刚开始，翁就被下诏革职还乡。但整个维新运动，没有翁同龢为首的帝党对光绪的引导、支持和策划部署，或许就不会有“百日维新这一出推进中国近代化、影响深远的活剧”，这段历史将是另一种色彩。(https://www.daowen.com)

江苏改革派思想家著书立说或上书进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社会效应。江苏成立的学会、创办的报刊等，成为社会改革新思潮的表征。如上海强学会、农学会、译书公会、戒缠足会、苏学会、妇女学会等是研究新思想的重要民间社团组织；《强学报》《时务报》《新学报》《无锡新闻》《江苏白话报》等，都是传播新思潮的重要媒体。家训家风思想文化与社会思潮息息相关，是社会思潮在家庭层面的反映。而归根到底，家训文化也是一种社会思潮，是对子弟教化、家庭建设的所“思”之“潮”，从家训思想也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意识发展态势。概括来说，近代思潮是在古今中西的冲突和融合中孕育生长的，总体趋势是由对立渐趋走向融合，这种不断交织融合的近代思潮促进了江苏和整个中国家训文化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