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帝王家训的基本方法

纵览刘氏帝王家训，可以说形式多样，有“敕文”“遗诏”、夫妻间的嘱托和“加冠”等，内容丰富、感情充沛，饱含着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期望、对百姓的体恤、对同胞亲族的顾念、对继任帝王的期许。在训诫的过程中，亦采用了多种方法与情感和形式自然融合，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

1.亲情感化法。刘邦不喜欢小时候的刘盈，甚至“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但《手敕太子》通篇没有训斥之语，反而耐心地给刘盈解释自己立太子的考量：“尧舜不以天子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指出立太子不仅依据父子之情，还要考究治国安邦之能。继而刘邦肯定和称赞刘盈的能力：“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从而化解了父子嫌隙，消弭了刘盈心头的委屈，这对从小被刘邦嫌弃和忽视的刘盈极其重要，否则很容易激发年轻太子的逆反心理。刘邦把事情解释清楚，以舐犊深情触动性格仁厚的刘盈，所言才能被刘盈心甘情愿地接受。然后刘邦以父子之情说到兄弟之情“并语于汝诸弟”，最后托付幼子如意母子时，不仅引不起刘盈的不满，反而感到亲情的浓厚和身为长子的责任。应该说刘邦的亲情感化法是极为成功的，汉惠帝刘盈十分照顾幼弟如意，担心他被吕后暗杀，从而与幼弟同吃同卧，可谓费尽心思。

2.放低姿态法。作为叱咤一时的英雄、开国的皇帝、封建家庭的大家长，高祖刘邦在《手敕太子》中并没有不可一世、颐指气使，而是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与错误。“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读书少，误解儒生，是刘邦的软肋，刘邦并没有摆出家长道貌岸然的姿态加以粉饰，而是很自然地承认，“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刘邦把姿态放低了，把自己的错误呈现出来，再讲孩子的不足，这样孩子就容易听进去了。所以刘邦接着说：“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比我还差一点，那么抓紧学习吧，“勤学”的要求水到渠成。汉文帝亦能够放低姿态，在遗诏中称自己“眇眇之身”“不敏”“不明”。教育是一门艺术，自省是一种品德，教育者放低姿态，反省自身，承认不足，不高高在上，从而使受教育者能够不回避自己的不足和失误，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3.正反对比法。通过不同条件、不同结果的正反对比，能够使受教者更容易了解“应当”的道理。高祖刘邦通过父子二人“请商山四皓出山”的结果对比，来赞美、激励太子刘盈“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使刘盈担起为人君的重任。同样以自身学文程度与刘盈对比，促使儿子努力勤学；以兄弟间的年龄和能力对比，激发刘盈对幼弟的爱护之情。汉景帝的正反对比就比较激烈了。不承诺善待刘姓同胞亲族的栗姬受到惩罚，太子刘荣受牵涉被废，也警示着王皇后和刘彻要顾念同族之亲、同胞之情。(https://www.daowen.com)

4.以理服人法。无论作为君王还是父亲，西汉刘姓的帝王家训中都注意运用耐心说服的方法。为教育太子刘盈礼敬老臣，高祖刘邦说他们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讲清道理，儿子还是愿意听信长辈的训令的。汉文帝更擅长讲清道理，他给自己办简约葬礼和葬品从简的安排需要太子刘启去执行，但汉景帝刘启若真如此执行又与西汉“以孝治天下”的宗旨相违，所以汉文帝遗诏第一段就不厌其烦地讲述了自己的豁达生死观：“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他娓娓道来，以理服人，既然生死都是自然现象，出于节俭目的而简约安排丧事就顺理成章了。

5.情境教育法。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没有什么口头的教育能比亲临、亲历带来的体验教育更直观更深刻的了。虽然囿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不能查阅到刘家皇室是如何对少年汉武帝进行“君道”教育的，但可以想见刘彻自六岁被立为太子以来，没少受这方面的教育。而汉景帝在病危之际，勉强自己给年仅十六岁的儿子刘彻行冠礼，对少年刘彻的心理冲击是比较大的。这注定不是一次寻常的冠礼，他是病危父亲对儿子的照顾和垂怜，是江山社稷的郑重托付，是两代君王对刘氏大权不旁落的盟约。汉武帝刘彻后期因子去母的杀戮行为也许就是对大权不旁落过分在意的扭曲表达。

当然，汉初刘氏帝王家训还采用了其他的方法，如赏识激励法、言传身教法、惩戒法等等，这种教化不仅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发展、政治秩序的稳定、社会的政宽人和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社会风气的淳厚亦起到引领作用。汉初刘氏帝王家训是帝王家训史上不可抹杀的一笔，对于帝王家训的铺展与丰富有着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