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家训》：为善奔义
袁颢根据自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结合圣贤的言行事例撰著《袁氏家训》，反映了在经历靖难之役后袁氏家族用平和心态适应时事改变而做的努力。《袁氏家训》分《家难篇》《主德篇》《民职篇》《为学篇》《治家篇》，袁颢用自己所见所闻的经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他一生的体悟和思考，在家风家教、为人处世、道德修养、安身立命、读书为学、治家持家等方面对子孙后代提出了教诲和要求。
第一，崇尚道义的家族传统与家风传承。
袁颢的父亲袁顺精通儒学，致力于道德修养，好仁尚义，砥砺德行。他与“同邑杨任、胡士高、庄毅、庄衍等订礼义之社，各置一籍，日书其所行之事。每月轮会，坐不序齿，各较其行义之多寡难易以为先后。故人皆勇于为善而奔义若赴”。建文帝时，袁颢因讲《易》，受苏州知府姚善举荐和受金陵诸公推重。靖难之役时，建文帝信任的黄子澄在苏州密谋匡复，经常往来于袁家。结果被人告发，黄子澄与杨任被捕处以极刑，袁顺长子谪戍北平，袁家家产被没收，祖宗数百年家业因此落败。袁顺由于提前出门，得以躲过一劫。袁顺遂作舍生取义的绝命诗：
北风萧萧兮秋水绿，木落松陵兮野老哭。周武岂不仁兮，耻食其粟。无益于时兮，死又奚赎？吾将遵彭咸之遗则兮，葬于江鱼之腹。
书罢自投于水，被银工吴氏兄弟所救，从此袁顺踏上了逃亡之路。尽管如此，当他听说黄子澄有一子冒姓田姓隐藏于民间时，袁顺冒死寻访到他。足见儒家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对袁颢的影响，他也将义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从而作出为善奔义的价值选择。
第二，建文皇帝“深仁厚泽”的善政记述。
家训是家庭父祖辈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治家教子的文献或活动，而《袁氏家训》却专辟《主德篇》记述袁颢父亲袁顺所见所闻的建文帝的美德善政。建文帝朱允炆二十一岁就成为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在位仅四年就被其叔父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所推翻，该篇家训中所记基本上都是有关建文帝的言行与诏令，同时进行忠君思想的教育，谆谆告诫子孙“勿忘吾君之深仁厚泽”。
《主德篇》记载，建文帝性情仁厚，讲究孝悌。建文帝父亲“懿文太子痈发于背，痛甚，号呼不绝口”，建文帝在床前昼夜不离悉心照顾，“亲吮之，周匝舐吸，旬馀始愈。”祖父朱元璋生病，他“事必躬承，服药则亲尝以进，去后则亲扶以起。唾壶溺器之属，靡不手提以献。愉色婉容，蔼然可掬”。建文帝严守儒家孝道：父亲去世后，建文帝“哭踊哀慕，事事如礼，水浆不入口者五日”。“然三年之内，语未尝高声，笑未尝露齿，未尝饮酒食肉，未尝奏乐，未尝御内”；祖父去世时“太孙素丰腴，至是哀毁骨立矣”。悲伤之情群臣百姓有目共睹，纷纷称赞“天子纯孝，举偶偶然有至德之思焉”。
为保证大明朝的稳固，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实行了严苛的政策。建文帝即位时，实行以德治国、善政利民的统治政策，重文轻武、修改严苛的法律、教化百姓、宽刑省狱、减少杀戮、减轻赋税、惠及百姓。建文帝的改革措施，突出显现了他仁慈重德，这也使得建文帝成为受人民爱戴的好皇帝。建文帝虽然最后失国，却没有失去民心。
第三，随遇自适的安身之道。
经历了靖难之役的变故后，袁氏家中几代人都被排斥于科举考试之外。(https://www.daowen.com)
吾年十八，已能操笔为举业，将赴试于县，禀告吾父。父曰：“但为良民以没世，何乐如心之！”予遂罢试。
袁颢以“孟子三乐”观，指出人生境遇并不完全相同，未必能同时拥有所述的三种情况，但只要保持了仁爱谦虚的道德本性，反躬自问，就能获得人生的快乐，即“此吾所终身受用而随遇自适者也”。他告诫子弟要“欲为良民，须勤职业”。“今择术于诸艺中，惟医近仁，习之可以资生而养家，可以施惠而济众。”出于仁爱之心，袁颢选择了行医，他认为医学博大精深、精微之至，可以济世救人。在家训中他从十个方面告诫子孙必须心怀慈悲、勤于钻研、摒除贪念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医生。他说，“吾家既不求仕，则已绝意于荣贵，而操履之正，自是吾人当行之事。”从医既解决了生活问题，也绵延袁氏家族积善成德的道德准则。
第四，精益求精的治学之法。
鼓励读书学习，是传统家训中教育子孙的一个重要方面。袁颢用孔子学琴于子襄的故事告诫子孙读书学习不能浅尝辄止，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精益求精的追求，这样才能修得真学问。他指出人的品德、性格生下来就各有不同、各有偏颇，有学问、修养的人通过学习的办法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就能变成具有完美品德的人。“人之德性，出于天资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偏，故以学问而补之，则为全德之人。”袁颢以先圣前贤修身养性的故事为例，结合自身社会阅历与人生感悟，劝诫子孙有所为、有所不为，引导他们在治学、修身、为人、处世、交游等方面为善为学。
第五，崇礼修德的治家之道。
袁颢认为司马光的《居家杂仪》是士君子治家的要法，因此择其可行者，备录于后。《居家杂仪》是一篇简明实用的封建大家庭的居家日常礼节范式，是家庭不同成员相应行为准则的规定，其中也有部分幼儿教育方法的传授。《居家杂仪》首先指出家长应谨守礼法，率先垂范才能管理子弟及家众。每个成员的言行合礼，家庭才能很好运行，体现出礼法、规范的重要作用。司马光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完全有条件享受荣华富贵，但他告诫子孙要量入计出、禁止奢华。从直系的祖、父母、子女、孙到旁系的姑姊妹、兄弟、侄，从姻缘关系的夫、妻、舅姑、舅甥、妇、妾到主仆关系的乳母、仆人，《居家杂仪》对他们在家庭成员的礼节仪式上，做了详细的规定和惩罚性的要求，实用性强，便于学习、操作。
袁颢引用南宋时任礼部尚书的倪思赞赏黄庭坚作《食时五观》的观点，表达了自己对饮食和生活的态度。袁颢说，“我年过八十矣，生平未尝以饮食之恶而嗔一人，亦未尝以烹饪之粗而动一念。”他用先贤圣人治家、修身故事强调要以俭养德、以俭养志、以俭养福，过日子要简约；他指出富家生活不铺张且乐善好施，当兵火扰攘之际就能得到保全。袁颢比较推崇宋代范仲淹父子相继、一心向善的行善之风，并用许多历史人物的典型事例来认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说法。在教子方法上，他指出一当训之以孝弟，二当示之以诚朴，三当教之以谦恭。这些思想对袁氏后人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
妻子去世、丈夫续弦，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然而，袁颢认为再娶容易产生家庭矛盾，导致家庭破碎、骨肉分离等后果，对再娶之事慎之又慎，故独居四十余年。他告诫子孙，如再娶应访求良家淑女，且加意保护前妻之子。
《袁氏家训》蕴含着丰富的育人思想，袁颢擅长通过先贤圣哲、历史人物修德、治家的故事教谕子孙，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言导人，其家训对袁家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