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顺昌《字付大儿茂兰》：做第一等好人

周顺昌（1584—1626） ，字景文，号蓼洲，苏州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周顺昌历任福州推官、吏部稽勋主事、文选司员外郎等官职，后因事乞假归乡。其为人处事正直，疾恶如仇；为官清正有为，关心百姓。他在任福州推官时，就以官员身份支持民众的抗税行为；归乡后仍关心乡邻，颇受民众爱戴。史称“顺昌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

天启四年（1624） ，魏忠贤迫害并逮捕多名东林党重要人士，被称为“前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被押解路过苏州时，周顺昌不避祸嫌，亲自前往探望，并当场痛骂魏忠贤，因此招致魏忠贤的嫉恨，被处以剥夺俸禄之罚。天启六年（1626） ，魏忠贤又借故诬陷周顺昌，派东厂将其逮捕并准备押解回京，苏州城乡数万人为之齐集呼冤，东厂缇骑态度跋扈，被愤怒民众当场殴毙一人。苏州民众对阉党蛮横暴行的不满和激烈反抗，使魏忠贤惊惧不已，阉党爪牙东厂自此再不敢随意出动，“然自是缇骑不出国门矣。”苏州市民义士也因此受到阉党的残酷报复，义民颜佩韦等五人被以谋反罪名处死，后葬于苏州虎丘之侧“五人墓”。周顺昌被解至京城后下狱，阉党成员许显纯每三五日便上酷刑审问他，虽受严刑拷打，每次审问周顺昌都大骂魏忠贤，许显纯打落其齿，周顺昌满嘴鲜血，以血喷其面，依旧痛骂魏忠贤不绝口，不久后被杀害，时年四十三岁。同一年内，时任东林领袖高攀龙投水，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均被阉党逮捕而死于狱中，连同周顺昌在内，他们被称为东林“后七君子”。崇祯元年（1628年） ，周顺昌案得以昭雪，谥号忠介。周顺昌本有很多著作，因其被捕受迫害，为亲友投火灭迹，所剩寥寥，其后人搜录后编集，故有烬余之称，为《周忠介公烬余集》，简称《烬余集》。

《字付大儿茂兰》，系周顺昌被东厂逮捕押送回京途中，给其长子周茂兰所写的家书，收于《烬余集》之中。《字付大儿茂兰》全文仅百余字，言语简洁，未做细论。作为与阉党长期斗争的东林党人，周顺昌深知为阉党迫害的后果，赴京之途即为赴死之路，故该信并非闲聊家书，而是周顺昌赴死前对儿辈的最后嘱托，亦是周顺昌家训思想的集中体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做第一等好人”。周顺昌指出，“儿辈须从穷愁患难中，困心衡虑，苦志读书，做第一等好人，方不负我之教。”这是周顺昌对儿辈的首要要求。“第一等好人”如何做得？周顺昌认为是读书做学问，即使身处艰苦的环境之中，也要尽心读书，唯读书方能明志懂礼，这是做好人的基础。(https://www.daowen.com)

第二，门庭“肃若朝典”。他告诫子弟，“平日只当闭门自守，务使户庭之内，肃若朝典。”周顺昌认为天地之间朝堂礼节本应最为完善，故而要求子弟以士大夫的礼节标准要求自身，行事礼节严肃认真，如同朝堂。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唯有依礼行事，做事规矩，方能礼节完备，行为无缺。这是周顺昌对家族内行为规范的要求和期望。基于黑暗的现实，周顺昌心中颇为愤慨，故要求家族“闭门自守”，也更希望家族内有规有矩。

第三，处世谨慎。在处世方面，周顺昌叮嘱，“至切！如此世界，更须万分谨慎也！”这是周顺昌对自身境遇和当时政治环境的感悟，也是周顺昌对儿辈的最后嘱托，并特别强调要求切记。作为国家臣子，周顺昌关心朝政，其自身为人正直，疾恶如仇的性格特点，决定了在阉党的残酷迫害下必然坚决对抗，即使身陷囹圄也决不妥协。而他教导儿辈谨慎处世，看似保守避世，实则显示出周顺昌对阉党祸乱朝政的愤慨，以及身为父亲的他对儿辈的慈爱。

由于受到阉党的政治和人身迫害等原因，周顺昌相关著作存世不多。尽管如此，从《字付大儿茂兰》中，我们仍可以小见大，发掘出周顺昌家训思想之精髓。周顺昌的家训教育对后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顺昌子周茂兰，字子佩，史称其人“好学砥行，不就荫叙。”崇祯初年，周茂兰撰写血书上奏，为父诉冤。明清易代之后，他隐居乡野，拒不出仕。从其经历可以看出，周茂兰确实做到了其父要求的做好人（好学）和谨慎处世（隐居） ，而血书上奏和不仕清朝的行为表现，又显示出周顺昌的血性和节操同时在其子身上得到了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