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处世之道
一个家庭、家族要能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外人的关系，因而传统家训在教诫家人子弟时，大都结合自己的经历及处理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经验，传授处世哲学、处世之道。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审择交游，近善远佞。
朋友关系是五大伦常关系之一，许多家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和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认为“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保家莫如择友”，反复教诲子弟要慎重交友。近君子，远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朱熹：《与长子受之》）。
第二，救难怜贫，讲究人道。
救难济贫，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公德传统，古代的思想家们无不强调仁与爱的统一，认为离仁则无爱，离爱则无仁。仁爱的根本要求是爱人、助人、利人。这一传统在家训伦理文化中可以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和发挥，不少家训中都教育子弟家人发扬人道精神，助人为乐，体恤孤寡，救难怜贫。
图8 《郑氏规范》 陈延斌主编：《中华十大家训》第二卷，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308页。
首先，家训作者都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族党乡人视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高攀龙认为“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助人不在费用多少，“残羹剩饭可救人之饥，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高攀龙《家训》）。颜子推嘱告子弟“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颜氏家训》）。荒年减租、免租，出谷救人是许多家训都详细规定的内容。《蒋氏家训》言“积谷本为防饥，若遇饥荒，须量力助人。不得因歉岁反闭粜以邀重价。”“不得逼迫穷困人债负及穷佃户租税，须宽容之，令其陆续完纳。终于贫不能还者，焚其券。”许相卿叮嘱家人丰收年景，应尽家之财力，多多购买粮食储存起来，遇到歉收之年，以较低价格卖出；借给乡邻的粮食，等到丰收年景收回即可，不收利息（《许云邨贻谋》）。
其次，许多家训都特别提出关心照顾鳏寡孤独。郑板桥要求幼子应经常将自家的纸笔墨砚，送给众同学。他嘱咐：
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求十数钱，买川连纸订仿字簿，而十日不得者，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至阴雨天不能即归，辄留饭……(https://www.daowen.com)
帮助别人又不伤对方的自尊，考虑得何其周到！许汝霖的《德兴堂家订》中要家人婚丧祭祀从简，将省下的钱资助孤寡。《郑氏规范》对家人规定得更为具体：乡邻死亡，无子孙者，给棺材安葬；乡邻无家可归者给房屋居住，无地者死后埋在义冢之中；……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些开明的家长如清代的蒋伊还在家训中嘱咐家人，丈夫死后，应鼓励寡妇再嫁，并给予资助。
再次，家训中积极倡导家人热心公益事业。这些内容在传统家训中不胜枚举，大到造桥修路、筑堤防洪，小到免费供应茶水，几乎无不涉及。家训作者们告诫子弟家人对公益事业要积极支持，仗义疏财，不因善小而不为，出钱出力予以赞助。如《袁氏世范》就说“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打造渡航者，宜随力助之，不可谓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因为桥路安全了，别人受益，自家也同样受益。明代袁黄的《训子言》要子孙“兴建大利”。他解释说：
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兴建。或开渠导水，或筑堤防患，或修桥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饭以济渴者。随缘劝导，协力兴修，勿避嫌疑，勿辞劳怨。
《郑氏规范》对子孙应从事的公益事业项目制订得极为详细，如建药店以医治乡邻疾病；从6月到8月在大路旁设立茶水站；建一块义冢，供无地的穷人葬身……此外，还有的家训规定设立义学，以教育乡邻子弟等等。
第三，和待乡曲，宽厚忍让。
乐群贵和、文明谦恭是中华民族处世哲学的基本内容，几乎所有的传统家训都一再叮嘱家人子弟涵养品德，加强礼仪修养，宽厚待人。要“遇事须平和处之”（蒋伊：《蒋氏家训》） ；对乡亲邻里，更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氏规范》） ；“处宗族、乡党、亲友，须言顺而气和。……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庞尚鹏：《庞氏家训》）。康熙皇帝教训皇族的《庭训格言》中甚至将文明礼仪、行为习惯修养作为规范人行为的根本手段和社会不息运动的原初动力。他说：“礼之系于人也大矣！诚为范身之具，而兴行起化之原也。”曾国藩47岁时，以自己生平不注意礼仪而到处遇到麻烦的经历，告诉弟弟与人交往中礼仪的重要性，要其在外办事随时注意这方面的修养。
第四，明哲保身，谨言慎行。
在缺少民主的专制时代，鉴于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稍有不慎便有丧身毁家之祸的事实，不少家训都教育子弟恪守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譬如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的《家训》就告诫子弟“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一再叮嘱子弟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不可妄言妄传他人之恶，任意评论政事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