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容上，德育为先始终是贯穿江苏家训发展的主线

早在先秦至魏晋时期，江苏家训思想的萌芽阶段就注入了以道德为本位的价值追求。西周时发生了著名的“三监之乱”，“周公遂以师逐之江南”，最后以周公诛管叔、囚蔡叔平定叛乱告终，周公语重心长地告诫后来受封该地的康叔，“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刑兹无赦”。这可以看作是较早的关于道德教育与法律惩罚相结合的家训内容。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以及萧何、曹参、樊哙、周勃等汉代开国名臣均为江苏徐州丰沛人氏，他们在秦末汉初的社会纷乱中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留下了许多教育子孙的道德训诫，可谓是江苏家训的第一个高峰。如刘邦在《手敕太子》中告诫太子刘盈，“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强调为君者应“时方省书”，“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刘邦还特别注重“忠孝”的道德教育，汉初即开始推行“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对于孝悌者免除一户之内的徭役赋税，标志着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开始。其后人刘向在《戒子歆书》中持续发扬了刘邦的德育思想，强调子孙应力戒骄傲奢靡，否则“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也”。再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萧何节俭保家、曹参笞儿等家训故事，都反映了江苏先民对于家族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苏地区出现了标志着中国家训范式定型的重要经典著作《颜氏家训》，其提出的“德艺周厚”“体道合德”“吟道咏德”等思想，集中体现了按照儒家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的价值理念，被后人誉为“家训流传者，莫善于北齐之颜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则为孝子，许国则为忠臣”。后世广为传颂的江苏昆山人朱柏庐编写的《朱子治家格言》更是在修身、治家、言语、交友、读书等方面充分彰显了这种洒扫修身、臻于至善的德育导向。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简约”；“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施惠无念，受恩莫忘”等等。凝练而生动地反映出儒家思想中对于勤俭修身、乐善好施等道德价值的追求。及至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之风日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语）下，江苏作为最早开埠的沿海省份，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家和革命者。在张謇、荣宗敬等人的家训中，可以看到“爱国当尊”“实业救国”的企业家道德风范；在瞿秋白、黄炎培等人的家训中，可以看到“天下为公”“铲除不均”的革命家道德风范；在徐悲鸿、周信芳等人的家训中，可以看到“毁家纾难”“德艺双馨”的艺术家道德风范。相较于相同历史时期且同样沿海重商的地区，如以“家业为本”“家族之上”“拟制血缘”为主要特征的日本家训，以“塑造出天才型的儿童”，“帮助孩子塑造出完美的性格、过强的生存技能、认真严谨的态度”为主要特征的德国家训，以“命运、梦想、爱心、立身、细节、心态、勇气、学习、思考、成功与感恩”为教育核心的英国“剑桥家训”，以培养孩子“成为人类智慧的精英，成为大地上生命的强者”为主要责任的美国家训等，江苏家训的内容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家训一样，较少关注财富传承、技艺锤炼、个人成功等较为现实的物质层面，而是把目光更多聚焦在了道德培养和人格塑造等较为高蹈的精神层面。这也印证了张岱年等学者关于“对家庭问题的认识理解不同是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要表现”的观点，“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可以说，一部江苏家训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江苏地区先民的道德生活史、道德进化史、道德文明史。(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