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帝王家训的内容
1.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
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 ，汉朝开国皇帝。他废除秦朝苛刑峻法，实施仁政，与民休养生息，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刘邦不喜嫡子刘盈的仁弱性格，故在太子的人选问题上多有动摇。《手敕太子文》是刘邦教育太子刘盈的家训，虽篇幅短小，却内容丰富，教诲深刻。
（1）训子为学。刘邦开篇就告诉刘盈自己从小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秦始皇好重法，焚百家之言，愚黔首，使“读书无益”渐成时俗。所以刘邦年轻时没有机会，也没有意向好好读书，更谈不上练习书法了，其交际往来者也多草莽之辈。做了皇帝以后，方知读书之重要。于是告诫太子，“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因为“今视汝书，犹不如吾”。刘邦当年起兵后对儒生也很是鄙视，常常拒绝接见前来投奔的儒生。如果“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看到别人头上戴着儒冠，便粗暴地解下来，把尿撒在里面，可见对儒生的反感。这种认识和态度刘邦登基后意识到是错误的，他说，“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天下初定，儒生叔孙通依据儒法“制朝仪”使刘邦见识到儒学政治化的威力，从而改变了对儒学和儒生轻慢的态度。进而陆贾的《新语》更使刘邦认识到儒学的治国安邦之用。《史记》记载，刘邦询问陆贾治国之策，“陆生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答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并吞天下后如果“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见陆贾说得很有道理，就让他“粗述陈亡之徵”，得十二篇文章，刘邦每读一篇，无不“称善”。既然儒学如此有用，我一个荒废学业，对儒学有偏见的人尚且能做到，“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一相对比，刘盈的水平还不如这样的父亲，“勤奋学习”简直是迫在眉睫了。刘邦对儒学态度的改变和对刘盈学习儒学的督促与训诫，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文化导向，也是刘汉王朝文治武功并举的开始，此后经过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显学。
（2）礼敬老臣。刘邦训导刘盈道：“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作为一代皇帝，为什么要礼敬老臣呢？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登基后，深刻思考了为什么他“有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的原因，认为：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也就是说，任用贤能大臣是刘邦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刘邦把这一成功经验介绍给刘盈，从而告诫刘盈也应该尊敬、任用贤能大臣。另外刘邦对刘盈的能力一直不太满意，认为不像自己，但又认为如果能够善于用人，得到贤臣的辅佐也是可以补拙的。当时刘盈把刘邦延请不到的商山四皓找来，得到了刘邦的认可，才得以巩固了太子之位。刘邦说，“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因此，刘邦希望刘盈能够不失去这些贤能大臣的有力佐助。这既是经验的集结，又是未来巩固统治的保证，所以刘邦要求刘盈一定要礼敬老臣。
（3）顾怜兄弟庶母。刘盈是家里的嫡长子，顾念兄弟之情和顾全庶母生活都是身为长子的本分。他不仅担负着治理和光大刘汉王朝的使命，还肩挑着刘姓家族传承繁衍的重任，所以刘邦郑重地把家庭托付给嫡长子刘盈。让刘盈训育其他诸弟，把礼敬老臣的教诲“并语于汝诸弟”。并殷殷叮嘱刘盈，在生活上还要照顾好他们：“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儿，皆自足立，哀此儿犹小也。”其他的兄弟也要照顾，只是他们已成年，能够自足立，对于幼小的弟弟要特别关照些。这是刘邦身为父亲的舔犊之情，亦是其为封建帝王面对王权争夺的担忧。因为刘邦深宠戚夫人，曾想把皇权传给赵王如意，吕皇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母子俩处境险恶，刘邦由此特别加以嘱托。刘邦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刘邦死后，性格强硬的吕后终将如意毒死，把戚夫人“断手足，去眼，煇（通熏，用火熏灼）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惠帝刘盈震惊、失望，“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从此“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仁弱的刘盈深感自己辜负了父亲的托付，没有实现父亲的期盼，遂自我放逐，放弃了身为帝王之家大家长的职责，行政大权被强势的吕后掌握，由此反映了帝王之家关系的错综复杂和斗争的残酷，也提出了帝王之家如何巩固皇权和约束后妃、外戚专权的问题。
2.汉文帝刘恒的家训遗诏
遗诏即皇帝临终前颁发的诏书，告知新君自己的心愿，嘱托身后之事。这是国事，也是帝王的家事；是两任君主的权力交接，也是父对子的教育和告诫。遗诏是帝王家训的另一种形式。汉文帝刘桓（前203年—前157年）是刘邦的儿子，高祖十一年立为代王。诸吕势力被消灭后，被丞相陈平等大臣迎立为皇帝，他统治期间“以德化民，躬修俭节，思安百姓”，使汉初经济日渐恢复，出现了政治清明、秩序稳定、氛围宽和的局面，为我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等人所推崇。汉文帝的《遗诏》内容与其统治风格颇为相应。
第一，豁达的生死观教育。天下万物有萌有灭、有生有死，死亡是“天地之理、物之自然”，万物由蓬勃到死亡，人也会由生到死，这是自然的规律，人们无法改变，也就坦然接受吧，有什么值得恐惧和悲伤的呢？相较于世人“嘉生而恶死”的生死观，刘桓比较超然与豁达。这种态度在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崇尚超能力的古代社会是极其可贵的。基于这种超然、豁达的生死观，汉文帝对自己的生命历程和寿命已是相当满足了。遗诏说，“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大办丧事，费财厚葬，这是无益有害的。“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恤民”“化民”的简约丧事安排。令天下吏民，在接到诏命后，“出临三日，皆释服（按即脱掉丧服）”，不要禁止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前来哭临的，不要光着脚；丧服上的麻布带子不得超过三寸；不得用布围罩车与兵器；不要让百姓到宫殿中哭丧；应当来殿中哭丧的，皆早晚各哭泣十五声，行礼完毕作罢；禁止擅自哭丧。下葬之后，“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服完即可宣告结束。他还告诉太子，以上所述，如果还有一些没有提到的，就参照此诏书的精神执行。整个丧事安排皆从体恤百姓出发，丧服上的麻布袋子不超过三寸、不用布罩兵器等规定是体恤百姓经济困难；不让光脚，不许超过规定哭泣十五声，是体恤百姓身体；三日后，脱掉丧服，不禁止娶妇、嫁女是体恤百姓生活日常；不禁止祠祀饮酒食肉是体恤百姓心情。体恤百姓的汉文帝还不拘旧制、不唯典籍，改变了长达三年的丧葬制度。汉文帝还把“以德化民”作为自己安排简约丧事的理论支撑。汉文帝认为自己是“眇眇之身”，“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是“不明”“不德，无以佐百姓”，之所以做了皇帝并得享今世的寿命，实在是靠上天的保佑，托百姓的福，如果再因丧事累民、伤民的话，就“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司马迁《史记》中对汉文帝的评价是：“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作为一代帝王，经济方面，汉文帝能够节俭自律，从而轻徭薄赋，使汉初经济得到休养生息；政治方面，汉文帝宽和仁厚，以德化民，从而约法省刑法，废除了以肉刑和收孥相坐法为代表的残酷刑罚，不株连罪犯亲属，不侮辱罪犯人格。汉文帝在遗诏中的自谦式的评价反映了他内心的道德境界，这是专横跋扈、自以为是的统治者所不能比肩的。
第三，俭约的墓葬安排。汉文帝因山起陵，特别嘱咐：“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缘于担心太子刘启出于孝敬而改变自己的墓葬安排，他生前令人为自己在霸陵修建陵寝，随葬物品“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非独丧葬，实际上，这是汉文帝一直以来践行的恤民节俭生活作风的延续。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如有费用比较高的花费，就废除掉让利于民。即使如此，简朴的汉文帝还时常担心自己不配享有先帝的宫室，偶尔起意想建露台，也因“百金，中民十家之产”费用过高而停止修建。他“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为天下人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这种薄葬、简约的墓葬作风对后来的刘秀和曹操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四，“归夫人以下至少使”的出宫安排。汉文帝在安排好墓葬后，最后提到从夫人到少使的宫人都要放出宫去，不让她们在宫中熬过孤寂清冷岁月，直至老死。这不是汉文帝第一次放宫人出宫，早在文帝十二年的时候，就“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所以这一次文帝临终前遣散了自己的宫妃，一方面体恤了宫人，另一方面又节省了宫内开支，与前朝的殉葬制度相比，实在是极为仁慈的变革和安排。秦二世胡亥就命后宫非有子者给秦始皇殉葬，“皆令从死，死者甚众”。汉文帝这种人性化的安排影响了景帝和武帝，景帝时亦有遗诏：“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不仅放宫人另嫁，还终身免除徭役赋税。正因为如此文帝得到了“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的高度评价。
3.汉景帝废立太子的遗训
皇帝是政治权威，行政首脑，也是自己家庭的大家长，对后宫诸妃和子女的嘱托亦能构成帝王家训的组成部分。汉景帝的文治武功沿袭文帝旧制，父子二人创造了历史上享有美誉的“文景之治”。在选拔继承人方面，汉景帝也颇为注意。
第一，厚待同胞皇族的因母废子。汉景帝既是帝王，又是家长，虽厚爱德才兼备的太子，亦对其余诸子存有深厚的父子亲情，既希望为天下苍生寻求一个明主，传承王朝香火，又希望为刘氏家族指定一个仁和宽厚的家长，以保家族和睦。可长久的宫廷生活经历，告诉汉景帝这点骨肉血脉之情在残酷的皇权斗争面前不堪一击，为此，景帝希望未来的皇太后能够宽慈以待自己的儿子和宫妃。在确定刘荣为太子，亦感觉身体不太舒适时，景帝即想托付后事，“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曰：‘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恚，心嗛之而未发也。”景帝希望栗姬作为未来的皇太后能够善待自己的其他儿子，并当面托付，这是夫妻之间的相互嘱托，亦属于家训内容。可是栗姬竟不肯应，景帝对其诸子命运的担心情况可想而知。嫌隙一旦生成，猜忌就会迅速壮大，在王夫人“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的激发下，景帝愈发感觉栗姬不具备皇后的品德，不能顾全大局，更不能保全自己的血脉至亲，所以，景帝“怒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太子刘荣的废立固然存在着王权之争的阴谋诡计，看似景帝中了王夫人之计，然深究原因，还是因为高祖身后吕后大肆迫害刘姓诸王，造成诸吕专权的局面在景帝心中留下了阴影。他们害怕外戚夺权，害怕自己的骨肉遭到戕杀，这种心里深处的恐惧正好被栗姬的愚蠢和王夫人的计谋放大了，促使景帝因母废了太子。同样的道理，汉武帝刘彻在选定刘弗陵做太子后，因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赐死了太子生母钩戈夫人，是为“因子去母”，虽自称顾虑大权不旁落外戚家，却也暴露了封建社会男权对女性人权的漠视。
第二，以冠礼明太子心智的期盼。
刘彻六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有专门的教育人员对其进行治国理政才能的传授，假以时日，一个成熟、有谋略的年轻帝王就培养成功了，可是汉景帝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等到这个时候。刘彻十六岁时，汉景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在病危之际，坚持给刘彻行加冠礼，“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古代男子的冠礼在二十岁举行，刘彻十六岁而冠，显然是个特例，这个特例的原因在于景帝病危。甲寅日冠礼，甲子日帝崩，冠礼成了景帝临终前对刘彻的安排与托付。在古代男子的成长过程中，冠礼是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冠礼前尚未成人，冠礼后则表示男子成年了，应当遵循成年男子的规范，担当成年男子的责任。对帝王之家而言，未成年的太子即位后是不能亲政的，要由母后或大臣代行其责。只有成年太子才能执政。汉景帝缠绵病榻之际，忧愁着王朝香火的传承，担忧着帝王大权的旁落，所以最后挣扎而起，为刘彻行冠礼，实是告诫刘彻作为成年的男子应有的家族担当，作为成年的太子和年轻的君王应负的王朝责任。同时也在告诫身旁的亲族和大臣，不允许他们欺新帝年幼而专权。遗憾的是汉武帝虽聪颖过人、性格果断，然终究没有躲过太皇太后窦氏和皇太后王氏近十七年之久对行政权的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