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家训：兴亡有责，不忘百姓
顾炎武（1613—1682） ，初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字忠清、宁人，曾自署蒋山佣以为化名，因家乡故居旁有亭林湖，人又称其亭林先生，昆山人。炎武之名，因其仰慕南宋名臣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自改而成。顾炎武少年时即参加“复社”以反对阉党分子专权。朱由检殉国之后，清军大举南下，他投身南明朝廷，希冀复兴，多次组织和参加昆山、嘉定一带人民的抗清起义。抗清斗争失败后，顾炎武长期过着漂泊不定的旅居生活。作为学者的顾炎武，治学勤奋，学识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及经史、音韵、训诂等均有造诣，与王夫之、黄宗羲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他著作丰富，主张学术自由，思想深刻长远。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一生均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理想信念和行为准则，这种志向的形成与他自幼经受的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幼时便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将其抚养长大的嗣母王氏，是一名有强烈忠义之心的女性，她从小教导顾炎武要以岳飞、文天祥等忠臣名士为榜样。苏南地区沦陷于清军之后，王氏悲愤不已，遂绝食殉国。临终之前，她特别嘱咐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
顾炎武牢记母亲的叮嘱，积极组织和参与抗清斗争，并多次哭谒明陵以表心志。康熙年间，清廷开设博学鸿词科，召集民间贤人大儒，顾炎武榜上有名。此时大局已定，复明难为。顾炎武的亲朋故旧中也多有仕清之人，连同地方官绅在内，一起劝导顾炎武入仕。面对入则功名等身、拒则后事难料的威逼劝诱，顾炎武断然拒绝，以死相辞，直言：“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图23 顾炎武画像 江苏昆山顾炎武纪念馆提供
顾炎武著作颇丰，其中以《日知录》最为世人所重。此书是其“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重要学术札记，该书以明道为核心，以救世为宗旨，阐述经世致用的学术、政治思想。在该著作中，顾炎武对于何为家风，有多篇论及。
在《日知录》的《家事》篇中，顾炎武列举了孔子、《史记》《汉书》《后汉书》四处事例，来说明家事非小事的观点，并通过范例指出好的家风能使家族得以存续，而家教失当，纵有资财万千，也会在数代内衰亡。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子木问范武子之德于赵孟，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晋国之霸，士大夫之居家，岂细行乎？
《史记》之载宣曲任氏，曰：“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汉书》载张安世，曰：“安世尊为公候，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憧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后汉书》载樊宏父重，曰：“世善农稼，好货殖，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财利岁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鲜，故富贵不三四传而衰替也。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门，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从宾客，浆酒藿肉，此董贤之所以败也。然则今日之官，评其先考之《僮约》乎？
在《田宅》篇中，顾炎武以《旧唐书》中张嘉贞不置田地的例子，与马燧、王锷两家及其子弟广置田地豪宅，终被他人豪夺的情况作对比，认为过多的财富田地，不仅不能使后代幸福，反而会无妄生灾：
若夫世变日新，人情弥险，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后人无立锥之地者，亦不可不虑也……吾见今之大家，以酒色费者居其一，以争阋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夺又居其一，而三恒之子孙微矣。
《分居》篇中，顾炎武通过多个例子，认为分居析产对于家庭关系是一种破坏，也认为大家庭之中要有明确的规范，否则只能一味隐忍，生活自然苦闷，同时还对古代官府对于不分居大家庭的一些照顾措施表示了赞许。尽管在当代，子女成年或结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已经成为常态，但子女对父母仍应保持必要的联系和交流。在国家层面上，也有相关的政策法令，保障子女对父母的照顾，可见这个问题仍有探讨的价值和余地，也可见顾炎武的思虑颇有先见性：
……应劭《风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岂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为难能者哉。
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问之，书“忍”字百余以进，其意美矣，而未尽善也。居家御众，当令纪纲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妇勃谿、奴仆放纵，而为家长者，仅含默隐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郑氏对太祖之言曰：“臣同居无他，惟不听妇人言耳。”此格论也，虽百世可也。(https://www.daowen.com)
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敕：“如闻百姓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赋丁孝假与免差科，可谓得化民之术矣。
图24 清朝乾隆年间刊刻的《日知录》封面
清朝陈弘谋对《日知录》有很高评价，认为内容令人警醒，打动人心，称其“故所见者大。所规者远。坐而言。起而行。日知录一书。其庶几乎。全书皆至理名言。援古证今。而皆一衷于道者也”。并摘录了其中生日礼节、丧葬风俗等有关内容在所编《训俗遗规》之中。
顾炎武一生无子，晚年才过继了侄子继承门第。他除了在《日知录》中论及家训家风之外，对子弟后人的教导，在他对自己外甥和弟子的品行教育中多有体现。因其四处漂泊，居处不定，对子弟的教导内容多见于交往言行和往来书信之中。顾炎武的外甥徐氏兄弟都是清初的进士，他对兄弟三人的学问多有教导。其中长兄徐乾学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和藏书家，在清廷官居高位，备受重用，奉命主修《明史》。由于修史一事，顾炎武与之书信往来，在书信中，顾炎武并不顾忌其高官身份，一不谈生活琐事、二不叙亲戚之情，而是教导外甥修史要注意以史为鉴，不可盲目急躁，即“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信中更用近一半的篇幅，向外甥详述自己旅居途中所见所闻的百姓疾苦，告诉外甥“关辅荒凉”、百姓民不聊生、“阖门而聚苦投河”的悲惨景象。他认为清廷对这些社会现状缺乏了解，外甥既然身居高位，更需要“不忘百姓”，因此多加叮嘱。此时的顾炎武已届七十高龄，游历他乡，却始终惦记的是百姓的苦难，始终不忘为百姓呼号。正如其在信中说道：
不忘百姓，敢自托于鲁儒；维此哲人，庶兴哀于周雅。当事君子，倘亦有闻而叹息者乎！
顾炎武与徐乾学有学问交流，并多次教诲，但对这位权高位重却品行素来不佳的外甥，心中颇为厌恶。他曾在给弟子潘次耕的书信中说到徐乾学家风极差，以此教导弟子引以为戒，不要与之过度来往：
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闻。
顾炎武客居北京时，徐氏兄弟设宴相邀，顾炎武在席上略饮三杯，以示客气后即要返回。徐乾学不加考虑，称顾炎武可放心夜饮，天晚派人相送。顾炎武听闻断然拒绝，明确表示君子不应夜饮，否则如同作出宣淫和贿赂之类的恶行，以此表达对徐乾学德行有亏的不满和训诫：
古人饮酒卜昼不卜夜，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夜行，岂有君子而夜行者乎？
对于其弟徐元文，顾炎武因其注重德行，又多有勉励：“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希望这位外甥能深明其意，有所作为。由此可见作为长辈的顾炎武对子弟品行学问的关心和教导，不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弱化。
顾炎武注重实学，厌恶科举，因此不曾及第。南明朝廷虽授官职，因战乱亦未能到任。他讲求气节和忠义，遵从母训，断不仕清，终其一生不曾为官，至死仍为布衣，然声名已满天下。他注重德行和品质，对晚辈的不佳品行深恶痛绝，即使对方身为高官也不留情面地加以训斥，也不因对方仕清为官，就否定其个人品质。他怀有深沉的家国情怀，又有着更为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不因改朝换代已成定局就无视世务，始终奔走于民间，注意民生疾苦，关心天下大事，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何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即使四海为家，身后无子，对家风家训的思考也很有先见之明，其德其行，为弟子、为晚辈，也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树立了榜样。